大型国企“混改”亟待破局

——庄聪生、楚序平、刘伟、刘纪鹏等深入剖析混合所有制改革难题

　　企业观察报记者 刘青山

 

　　10月27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节目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十月谈“混合所有制语境下的国企改革”)在北京举行。来自企业、学界的与会者还就混合所有制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的争议和疑问进行深入交流。

　　此次研讨会堪称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讨论最为深刻、丰富的一次。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刘纪鹏，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副总经理张诚，中石化集团新闻发言人吕大鹏，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波，远东控股和灵资本董事长卞华舵，娃哈哈集团管理中心主任李凤媛以及河北国资委等地方国资、国企代表共200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在发言时表示，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当下的混合所有制被赋予了全新的任务，即从所有权的角度，解决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的制度性问题，其目的在于使国企能够支持并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成和完善。

 

　　庄聪生

 

　　控制权之争是混改过程中国企、民企都很关心的话题。对此，远东控股和灵资本董事长卞华舵建议称，混合后的企业应该做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选择更有能力的人来管理企业，而不是完全按照股权决定。“民营企业家中也有很多有家国情怀的人，并不是说为公就是崇高的，在私就是卑下的。”

　　针对目前存在的国企、民企在混改中互相戒备，唯恐对方伤害自身利益的担忧，楚序平建议，要用制度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规范大股东行为。

　　楚序平表示，最理想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该是国有、集体、非公、社会资本融合，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发展混合所有制

　　在经济学的词典中，混合所有制并非中国独创。按照刘伟的说法，早在前苏联新经济政策期间，就出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态，中国此前提出的股份制的实质与混合所有制在经济学概念上并无根本区别。

　　不过，在刘伟看来，今天中国重提混合所有制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特殊意义。

　　“传统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很多根本上的不一致，但对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能兼容却有着一致的判断。”刘伟表示，当代中国一项核心任务，就是要把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有效对接起来。

　　刘伟表示，中国在混合所有制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就是为了打破上述两项传统理论的桎梏，“从产权制度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一个微观的制度基础。”刘伟认为，由于中国国有企业此前的多轮改革已经把相同程度的中小国企进行了改造，所以这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大型、特大型国企之上。

　　在与会人士看来，产权改革的同时，混合所有制能够解决困扰国有企业多年的机制问题。吕大鹏表示，中石化拿出油品销售板块进行混改，绝不只是为了募集资金，“更重要的是为了引进市场化机制，提升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吕大鹏说，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多能少，这几句话喊了多年，听起来很简单，实行起来却很困难。中石化寄希望于“混改”后解决这一目标。

　　楚序平认为，无论是产权层面的改革，还是机制体制层面的变化，都要始终把握一个原则，即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是方法，不是方向。“三中全会的《决定》说得很明确，发展混合所有制，目的是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与搞好国有企业是有机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不能为了混合而混合。”楚序平说。

　　刘纪鹏也表示，本轮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建立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刘纪鹏认为，所谓新型公有制既不是国有独资，也不是有人所鼓吹的国企全盘私有化，而是中国新常态时期的创新思维，既不是重复美国也不是重复俄罗斯。“其目的在于为中国模式、中国梦的实现奠定经济基础，在这个方向上不应该有任何偏离。”

　　在刘纪鹏看来，混合所有制以全民参与为背景，在不违反现行公司制度的前提下，让国有资本更好地与市场对接。“这种新型公有制不仅能实现中国梦，也要为全世界解决问题。”他举例说，现在的《财富》世界500强的西方企业中，除了比尔·盖茨持有微软15%的股份外，其余基本都是机构持股为主。刘纪鹏据此认为，这说明西方也在同样的产权改革道路上朝着同样的方向努力。

 

　　应尽早拿出改革的

　　设置权力的负面清单成为本届政府执政的一大特色，有人借鉴这一概念，主张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领域也设置负面清单，出台限制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目录。

　　一般而言，主权国家针对外商投资会明确若干个禁止进入或限定投资比例的行业清单，这种名单往往被称作负面清单。因此，楚序平认为，将适用于外资企业的概念用于混改，既不了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也违背了我国经济自主发展的主权，“这是完全违背三中全会精神的”。

　　针对混合所有制的适用范围，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的庄聪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无论是对国企还是对民企，在行业进入时实施不必要的外部干预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他建议，应该加快垄断领域的改革，尽早拿出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让民营企业能够真正进得去。

　　今年4月23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明确提出，要让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进入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过去以政府资金和国企投资为主导的领域，并首批推出80个符合规划布局要求、有利于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标，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以合资、独资、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建设营运。就此，庄聪生表示：“应该说，这显示了中央在更广阔层面引进民间资本的决心和信心。”

　　作为民企代表，远东控股和灵资本董事长卞华舵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是一项硬要素，并不是万能的，不宜盲目。“有的可能适合，有的不一定适合。有的要急，有的须缓。”

　　刘伟表示，国企是否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以是否能够、是否需要“由国企目标转换到市场盈利目标”作为界定。

　　对此，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副总经理张诚表示赞同。他认为，企业的功能定位不同、所处行业不同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阶段不同，因此，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目标企业的功能定位，认真分析企业所处行业的特点和自身的特点，并根据每个企业不同的功能定位和特点因企施策。“尊重企业自身的意愿和基层首创精神，尽量避免‘一刀切’式的行政性指令。”张诚表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混改”给予国企、民企同样的机会，尊重企业的选择是这一精神的具体体现。不过，刘纪鹏指出，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公平，他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一定要给更多普通人参与和受益的机会”。

　　对此，楚序平建议，混合所有制既要注重与非公有资本的混合，也要重视与社会资本比如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产业基金等更广泛的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所有制。“混合不能只对大资本敞开门户，国有企业可以也应该降低混合所有制投资门槛，向社会公众开放，通过资本市场引入公众小额投资，保障公众参与的公平机遇，最大限度维护最大多数人民利益。”

　　对此，吕大鹏表示，中石化在引进投资者时就按照三大原则进行筛选，产业投资者优先、国内投资者优先、惠及广大人民的投资者优先。在其最终入围的投资者中，包括嘉实基金在内可以惠及广大人民的投资者占总量的29.9%，这就兼顾了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应该说是个有益的尝试。

 

　　国企员工持股操作

　　近年来，华为的发展成绩令人瞩目。在剖析其成功原因时，不少人认为，广大员工持股是一个重要因素。阿里巴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娃哈哈集团管理中心主任李凤媛在会上表示，娃哈哈也一直遵循“发展依靠员工，成果与员工共享”的理念。她表示，娃哈哈从1999年开始试点员工持股，并逐渐摸索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对此，楚序平表示，员工持股改革是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最闪亮的创新，是混合所有制中最闪光的亮点，是21世纪的新公有制，符合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楚序平说，国内外最优秀成功的企业都是员工持股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还是外资在华的企业，都应当推进员工持股改革。“未来可以这么说，只有员工持股的企业，才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好企业。”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李波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副总经理张诚表示赞同。张诚透露，目前三峡集团二级控股子公司长江三峡能事达电气股份公司的员工持股比例达到33.42%，三级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海新能源科技股份公司经理人持股比例达20.12%，其非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达到62.31%。李波也表示，钢研集团下属两家公司正在探索科研类央企员工持股。

　　不过一直以来，国有企业推进员工持股存在一些固有的风险问题。比如员工持股演变为管理层瓜分国有资产，比如员工离职后股份难以处理。

　　对此，李凤媛表示，要首先弄清楚员工持股的目的。“如果是投资的话，应该内外一致，不要关起门来自己搞。此外，为了使激励持续有效，必须做到进退有序，不能搞终身制。”她透露，娃哈哈的做法是，股份与岗位挂钩，不同岗位持股权限根据考核结果确定，离职后股份带不走。刘纪鹏也认为，员工持股应该只有分红权，而没有所有权。

　　楚序平表示，国企推进员工持股改革，应该坚持在新增利润基础上的增量改革原则，不能打存量资产的主意。既要坚持激励为主原则，防止出现“平均主义大锅饭”，又要对员工股权流动、股权退出等做出前瞻性规定，设置退出机制。设置有效的股票流动制度，防止员工股权外部流失，防止被私下恶意收购，使持股员工范围始终处在为企业作贡献的范围内。

　　从目前的改革来看，部分国企在推进员工持股时采用了非公开定向增发，引起了广泛争议，比如中信国安此前的改革。中信国安的所谓定向增发，就是选择特定少数投资者，或者向内部原来股东增发，改变股权比例，转移企业控制权。

　　对此，楚序平认为，这种方式不公开、不透明、没有竞价，很容易产生利益输送，很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应该坚决纠正。“推进混合所有制，必须避免暗箱操作，坚持进场交易、竞价交易、阳光操作，充分披露股东信息，让法定程序和市场机制决定对价。”

　　吕大鹏结合中石化此前的改革表示，中石化在油品销售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顺利、快速，争议较少，是因为始终坚持着董事长傅成玉提出的公平、公开、公正、透明原则。对此，庄聪生、刘纪鹏等均表示认可。

　　企业观察报记者了解到，中石化改革的资产涉及3万个加油站，1万多公里的管道。在其引进投资者的过程中，由中石化集团和下属销售公司聘请的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和外部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核，纪检部门全程监督，包括傅成玉在内的高管没有发言权。“实际上这也转嫁了改革风险，保护了企业领导。”刘纪鹏表示。

 

　　混改需要规范法治化监管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既要鼓励企业摸着石头过河，也要加强顶层设计。对此，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认为，鼓励企业首创精神，就是做到严格市场化;加强统一监管指导，就是要做到规范的法治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在这两个硬性约束条件下进行，混改过程如是，改革之后更要如此。”

　　刘纪鹏还表示，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都在做国资改革，但是各唱各的调不行，混合所有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切不可单兵突击，必须要有统一的监管推进这场改革。

　　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公私双方都有疑虑，国有企业担心国有资本流失，私有企业担心国有企业机制僵化、损害利益。对此，楚序平给出的建议是，关键在于用制度怎么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规范大股东行为。

　　楚序平表示，国有企业作为大股东，要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求偿权，依法合规披露关联人以及关联人交易、损益、经营预算和收益分配，依法依规分红，切实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做模范的企业公民。国有企业作为参股的小股东，也要依法维护自身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求偿权，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楚序平认为，要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同股同权、同价同酬”，加强司法救济，明确大股东和管理人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规范大股东行为，内外兼修，模范保护中小股东权益。

　　刘伟表示，企业改革后，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与之相应的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权、责、利的调整。他认为，权利的转移必须与责任相对应，“只有权利没有责任，会产生疯子”，责任的转移也要与利益相结合，“否则会产生傻子”。在他看来，改革不到位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很可能会出现一个疯子领导一群傻子的局面。

　　刘纪鹏认为，混改不仅能够解决企业内部机制问题，也能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他表示，现在国企的薪酬待遇还是由人社部、财政部等政府部门说了算，项目审批还是发改委说了算，这种违反市场规则的政府干预应该斩断。“我们的组织部门动不动直接任命国企干部，你难道不能通过大股东的身份往那里派?”

　　对于“混改”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刘伟、卞华舵、庄聪生都认为，应该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卞华舵建议，选出最有能力的人当领导，而不是完全按照股权比例来认定。

　　有观点认为，特大型国企应该成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不必追求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资本的控股权。对此，楚序平表示不赞同。他指出，近年来，英、美等国家出现了上市公司由于股权高度分散、治理失效、内部人控制问题，重新通过收购股权退市的私有化现象。楚序平认为，股权高度分散，没有明显控股股东的无主上市公司模式，并不是实现有效公司治理的产权基础。

　　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此前接受企业观察报采访时也表示，高度分散的模式不适合中国企业。

　　楚序平说，“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不可能搭私有企业的便车。”他认为，在产业领域，国有资本主要应该是积极的大股东，而不是消极的财务投资者，要通过制度创新，尽快形成大股东控股、二股东监督、中小股东搭便车的治理格局，保护各个方面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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