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深圳新闻网
2015年1月4日下午，李克强拐了许多道弯儿，走进了深圳柴火创客空间。
“大部分政府领导来我们这儿都是带着问号来的，只有他像是带着感叹号进来的。”一个当时在场的“80后”回忆道。
那天，深圳华侨城创意园区内，十几名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强烈地感受到：总理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是一群称呼自己为“创客”的人。这是英文“Maker”的翻译，特指那些热衷于利用新技术将非同凡响的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
那天，李克强饶有兴趣地在这个创客空间待了半个多小时。临走前他愉快接受了这家创客空间馈赠他的一本“创客护照”——由此成为这个空间的第99号荣誉会员。
“他不是走过场、随便参观一下的那种，而是真感兴趣，是真愿意探究我们这里创意出的许许多多新东西。我们觉得他本人就像一个创客，一个Maker！”这里的负责人说。
对这个国家来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确实就像是一个Maker。他眼界开阔，思维异常活跃，常年保持着阅读国际最新经济科技动态英文原文的习惯；上任以来，他从来不缺乏新的主意，提出“上海自贸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等富有新意的改革举措；他更是一位乐于接纳新鲜事物的人，与身边人说起最高兴的事儿就是“和年轻人一起聊天”。他不单以此放松，更将此作为了解这个国家变化的一个便捷渠道。
有一点确定无疑，他从来都是一个“创”字当头的领导者。他的一句话经常在不同场合被许多人反复提起：“拒绝改革的人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在总理第一个任期的头两年里，他做了许多大胆的决定，而其中具有深谋远虑的一项，就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李克强喜欢将这些草根创业者与民间的创新力量称为“中国式创客”，甚至用经济“新引擎”这样带有丰富信号意义的词描述这些草根之于这个国家的意义。
对于此前更多依靠投资与出口贸易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来说，李克强的这一提法显得不同寻常。
“他让我想起了约瑟夫·熊彼特。”数次参加过总理座谈会的经济学家钱颖一这样描述自己对于李克强的印象。
在这个凯恩斯思想一度影响很深的国家，约瑟夫·熊彼特是一个稍显陌生的名字。70多年前，正是他第一次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样的表述带进经济学。这位执拗的经济学者坚信市场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那些拥有颠覆性创新能力的新企业，而一个国家长远的繁荣昌盛也来源于此。
一个制度和精神领域的“创客”，应该倾向于相信是人的新点子——而非资本、土地等其他要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前途与精神面貌。
他一手“打印”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一手“切割”多余低效的行政管束。
李克强向周围的人推荐过《乔布斯传》，他曾用“很有意思”形容这本书和这个人。
苹果公司的这位创始人，被公众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创客”。
李克强本人面对的需要自己付诸改革的“产品”，是这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
在被视为中国行政系统最高决策平台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他9次专题研究部署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关的议题，并且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其中包括取消对不同性质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放宽注册场所的登记条件以及对服务创业者的投融资机制进行完善等一系列改革。
事实上，李克强的一系列创造性改革政策已初见成果。中国的创业者们创造了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与岗位，在GDP增速放缓的2014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大幅超过了前一年。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大大超出许多观察者最初的预期。
当然，仅仅满足于生计从来不是一名创客最终的目标。创客们总是拥有超乎于常人的雄心和远见。
李克强最近提起的一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的著作《大繁荣》。
许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这本书有一个没有被精确翻译过来的副标题——How Grassroots Innovation Created Jobs, Challenge, and Change(大众创新如何制造就业、挑战与变化)。
增加就业只是第一步，而挑战与变革才是“创客”李克强渴望带给中国的。这个国家许多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以倒逼而非立刻打碎的方法破局，或许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这就好比10年以前，再高明的预言者也难以料到，一群风尘仆仆的快递小哥，会在日后成为中国人生活里最不可或缺的人群之一。
当此时再去观察李克强一年内两度考察曾饱受争议的民营快递业，并当面夸赞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快递员时，我们可能会获得更深的理解：在李克强的设计蓝图里，那些曾经被视为闯入者的创客们，一定会在某一天成为帮助中国经济真正腾飞的新引擎。
当然，对于一个曾经拥有深厚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而言，将审批林立的营商环境转变为创业者的自由乐土，绝非朝夕之功。挡在前进路上的，不是顽固的老观念，就是结结实实的旧利益。
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过的一句话，可以视为这位总理对700余万公务员的一次提醒：“希望我们的一些同事，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那样做得不偿失。”
“Maker”这个词，最初具体指的是那些同时擅长运用3D打印机与激光切割机的人。他们既善于运用“加法”实现创造，也精通于运用“减法”去除冗余。过去的两年里，李克强正像一位技术超群的创客，一手“打印”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一手“切割”多余低效的行政管束。
一个更富活力与弹性的社会，加上一个更让民众感到松绑的政府——这就是创客李克强试图带给这个国家的改变。
“他对于那些草根创业者是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支持，这个装是装不出来的。”
李克强最近一次提起“创客”是在人民大会堂里。2月10日，他邀请来自32个国家的60余名外国专家举行座谈。
“刚才你提到‘创客’，中国政府支持这个事业的发展。”李克强稍稍侧身，对坐在他左侧的一位外国学者微笑道，“ 30多年前，中国有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淘了‘第一桶金’。现在我们正激励大众创造‘新的第一桶金’！”
这显然是李克强正在思考的东西。从80篇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通稿中，你会发现，“创业”、“创新”这两个词出现的次数之和达到325次，几乎与“改革”一词出现的频率相当。
要理解政治家每临大事所做的抉择，总要回到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里。
曾有观察者认为，就任总理之初，李克强手中可打的“好牌”并不多。一篇报道在他就任总理当天这样写道：“当多数国人对这位中国经济巨轮的新任掌舵人充满期待之时，熟知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专家学者，却对未来的航程不无忧虑……全球经济复苏的脚步乏力，而中国正面临学界所称的‘中等收入陷阱’。”
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相比，李克强面临的是一个经济收缩的局面，最被人们熟知的出口、投资与内需这“三架马车”均走到了一个收缩关口。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重在“破”，那么今天的改革者则更需要具备“创”的能力。
就如同一个优秀的创客总会通过制造新鲜事物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中国总理也要寻找一个新的引擎来推动发展。
2014年9月，李克强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论坛主题是“推动创新创造价值”。一篇评论文章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对于一些期待讨论中国真正棘手政经话题的人来说，这个话题并不算很“刺激”。但事实上，创新在中国，也可以成为一件有趣的话题，至少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讲话不乏新意。
这是李克强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谈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意义。在演讲中，他用了“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这句古语。
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执教了十几年的钱颖一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作为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他曾带着学生去过以色列。这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小国常被人们称为“创业的国度”，在这里，平均每2000人中就有一人创业。它拥有超过4000家本土高科技公司，是仅次于硅谷的全球第二大高科技聚集区。
“在我参加总理座谈会时，我能感觉到他对于那些草根创业者是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支持，这个装是装不出来的。”钱颖一说。
另一位对李克强表达赞誉的学者是《大繁荣》的作者菲尔普斯。在梳理了工业革命结束后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菲尔普斯得出过这样一个结论：所有领跑过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繁荣真正的启动钥匙并不是重商主义，而是“无处不在并且深入草根阶层的创新”。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发展高度创新型经济体。这样的经济体能够带来巨大好处，同时可以倒逼经济和社会转型。”菲尔普斯这样评价中国总理富有革新精神的改革。
事实上，在所有对于创业、创新型社会的既有观察中，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来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当经济处于下行压力的时候，未必不是创业的好时候。微软、美国基因工程技术公司、盖普（Gap）都成立于经济衰退期，而惠普、德州仪器、宝丽来更是起步于大萧条时期。就像熊彼特曾经指出的那样，经济不景气有坏处也有好处，而硬币的另一面往往更容易被忽略——它会像“洗冷水澡一样”将资本和人力资源从那些夕阳行业中释放出来，使拥有新点子的创业者能够以创造性的形式重塑经济。
这与一篇题为《e时代来了，e世界走了》的报道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如出一辙。曾经全年无休的中关村e世界电子商城已倒闭，取而代之的主角是中关村大街上大大小小的创业咖啡馆。那些真正拥有新奇想法的年轻人只需点一杯咖啡，就有可能寻找到合适的伙伴与投资者。
电子商城的花火或许会熄灭，但中关村的灯火却会永久通明，这是一个属于中国的时代比喻，更意味着一个一旦错过就不再的时间窗口。
敏锐的创客显然不会错失良机。
去年11月，李克强走进被誉为“淘宝第一村”的浙江青岩刘村。“如果有人来违规收费，你就拿国务院文件给他们看！”人们将总理的表态看作是对淘宝店主们的一次“撑腰”。
两个月后，他又将一位依靠手机APP项目创业成功的“90后”大学生请到中南海里座谈。会后，许多媒体报道的标题是：《李克强鼓励90后CEO：非常欣赏年轻人白手起家》。
经济上的不景气，倒未尝不意味着机会与变化。
李克强围棋下得好。善下围棋的人眼光往往更长远。李克强所显示的远见在于，当浪潮来临之际，他已然站在了潮头，正引领着潮流。
李克强是在1990年代就已经熟悉互联网的高级领导干部，会用笔记本电脑、用PPT演示而非念稿的方式介绍工作情况的人。
一个演讲时肢体语言丰富、不用讲稿，并且不喜欢下属汇报工作时照念讲稿的领导人，通常不会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
李克强是为数不多在1990年代就已经熟悉互联网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他们中间并不多见的会用笔记本电脑、用PPT演示而非念稿的方式介绍工作情况的人。在就任辽宁省省委书记时，他最早提出用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地方经济发展状况。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为此特地创造了一个叫“克强指数”的新词。
不过，擅长运用新手段解决新问题的李克强，也曾有过束手无策的时候。
那是1974年，19岁的李克强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在那个时代，记工分还是最普遍的管理办法。但是在出工就给补助的平均主义氛围里，磨洋工如同传染病般在蔓延：有人上工之后干脆躺在地上喊劳动号子，以让远处的干部听见，还有一些人宁愿吃返销粮也不愿意干活。
与老百姓们一起饿肚子的岁月成了李克强最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因为吃苦耐劳又有主见，年轻的李克强被推选为大庙公社的大队党支书。那段日子里，他晚睡早起，将每一个人的生产任务安排得事无巨细，自己也卷起裤腿加入修水库背石头的队伍。但任由他怎么没明没夜苦干，老百姓还是填不饱肚子。
年近90岁的纪鸿冠是大庙公社当年的五七小组领导。他回忆，在凤阳曾发生过因为吃不饱饭而逃荒的事情。那个年代，让民众在外面乞讨要饭被认为是不光荣的事情，但作为大队支书的李克强却不愿意阻拦这些事情，他甚至会为那些觉得在外面生活更好一点的村民开“逃春荒”的证明。“其他地方一般都不愿意让民众出去，会控制，但是他恰恰相反。他说，你控制他们干什么，到外面能填饱肚子总比在家里挨饿强。他跟我是这样讲的，他不阻拦这个事。”
事实上，这个很有主见的年轻人还曾试图寻找解决办法。纪鸿冠记得，在一个春天，李克强在工地上召开了一次大会。他决定把任务分到各小队，小队再分到人，然后按照各自分的任务计工分。这种按劳取酬的思路在当时算是一种创新。纪鸿冠记得，乡镇里边从没有人用过这种方法，“不提倡，怕被认为是学资本主义”。
但创客们总是拥有对大方向的天生预判能力。青年李克强在凤阳时就表现出的宽容与果断，已经隐约有了他后来的影子。在此后的许多事情上，李克强一再展现这种高超的预判能力。
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的论文。在这篇倡导将计算机引入法律工作的文章中，年轻的李克强引用了许多国外司法机构应用计算机搜索嫌犯、管理档案的新鲜细节，并得出了一个如今看起来仍然不过时的结论：社会科学化——科学向社会机体的全部毛孔进行全面渗透的纪元开始了。
如果“创客”这个词在上世纪80年代诞生，那么它应该就是属于李克强这样的年轻人。许多接触过他的人都用“超前”、“开放”这样的字眼形容学生时代的李克强。
当年在北大跑教育的一位记者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北大校园自由而开放，李克强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他口才极佳，思想活跃，能在长达一两个小时的演讲里始终保持激情。
李克强在北大任团委书记时的同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李景强也向记者回忆：“他是一个在原则底线之上非常开放的人。做事情的时候，他给你留下的可以创新的部分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他自己是很Open的人，连他当时欣赏的学生干部也都是这类人。”
李景强记得，那时候北大团委的办公室在37号楼，“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许多很有见识的年轻人都愿意聚在那里，谈理想、谈抱负”。
作为团委书记的李克强显然是这种精神气质的塑造者之一。他曾在一篇题为《按照青年特点进行理想教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青年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对“四人帮”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深恶痛绝……我们应当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言或新的口号。
观察一个人，总能找到几块相应的“背景板”。从被体制束缚的安徽凤阳大庙公社，到自由开放的北大，李克强见证了中国的许多历史时刻。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些富有戏剧性的人生经验中究竟汲取了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身上一定留下过某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印迹。
比如，2013年，在李克强就任总理后，一本已经绝版的旧书一度重新走红。
这本书叫作《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是一本售价仅4元的论文集。而其中一篇论文的作者正是李克强。
许多观察者注意到了这本书的出版年份，1991年。彼时的中国正在重新掀起一场“姓资姓社”的大论战，“市场”两个字还被许多人视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但在《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里，李克强等人的论文，几乎都有一个强烈的指向：“市场”。
这件往事发生在一个政治氛围并不明朗的年代，所以其中透露的勇气与见识，更成为20余年后的今天，李克强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原因之一。
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创客”的关注，说明中国政府对“创新”的拥抱方式已走在国际前沿
“创客”从来都是领风气之先的人。李克强曾反复说过：“对网购、快递新经济、新业态要高度重视。总不能让新的去适应旧的，更不能让脚适应鞋。”
他这样要求别人，也时刻在提醒自己。在青岩刘村，他曾探访过好几家网店。让其中一位店主印象深刻的是他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你跟前一家又不一样，他是B2B，你是C2C。”（两种不同的电商模式，前者是商家对商家，后者则是个人对个人）
这意味着，他对这个新兴行业了然于心。“有些外地来考察的干部有时候会问我们一些奇怪的问题。”另一个叫童志达的店主曾向媒体回忆，“我遇到过有的领导问我电商和电信诈骗有什么区别。”
部分源于这样的现实，因而，中国语境下的“创客”，某种意义上也必须是一名“闯客”。他们要闯过种种老观念和旧利益的关。这样的时刻，出现在去年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大讨论中，也出现在如今甚嚣尘上的打车软件存废之争里。
越是在这样的交锋时刻，领导者的判断就越是重要，其所鼓励与选择的方向，往往会决定社会资源最终的流动与配置。
接近李克强的人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感受：他对于新生事物的态度极其包容。
“新业态这个词我最早是从总理这里听到的。他很喜欢用这个词。”一位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另一位工作人员则透露，总理曾经“压”下过一些文件，而这意味着一种保护，“如果不是他，很多新生事物今天可能就不存在了”。
所以，当梳理李克强在经济领域的施政片段时，自然会提到媒体的一些报道：当马云在总理座谈会上讲起“双11”与900万家淘宝店主时，他当场表示“要用改革为新兴生产力护航”；当中国首家互联网民营银行在深圳上线时，他亲自前往见证第一笔放贷如何借助互联网中留存的信用数据产生。
这样的情景还有很多。在去年年初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4位到场的企业家中有两位来自互联网企业。腾讯公司的马化腾在发言中提到刚一诞生便面临尴尬的滴滴打车，“一个打车的软件……利用信息技术、减少空载率，降低大气污染，一出来政府就开始管了。”
结果，李克强当场便让在座的相关官员“出一份报告”。他说：“政府确实有错位的问题，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一个新的业态、新的事物发生了，本来可以看一段，甚至培育一段，但我们很快管的手段就上去了，就有可能把这个业态给遏制、甚至给扼杀了。”
“他说任何新生事物都有风险，的确应该带上‘刹车’。”一位工作人员说，“但总理的原则就是你的‘刹车’必须为创新留下空间。如果文件里只有监督和管制，他是不会同意的。”
李克强经常讲：“要善待草根创业者，善待年轻人。只有他们有希望有期待，国家才会有未来。”
最近一次身体力行的支持，就发生在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里。
李克强被确定为全世界第一个专门走进创客空间的总理。在他离开后，空间负责人刘得志将总理到访的照片发到了国际创客的论坛上。
“你知道吗？震了！”他告诉媒体的记者，“国际创客伙伴们到处转发、点赞和留言，他们说Amazing(太酷了)！有的翻译成自己国家的语言，持续讨论了很久。”
“中国总理对‘创客’的高度关注，说明中国政府对‘创新’的拥抱方式已经走在国际前沿。”一位评论者这样写道。
李克强在审阅文件时毫不客气地提出质疑，“你这里写的，创业大学生要享受政策优惠，必须还要申办两个证件。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好不容易推出一个大学生就业创业计划鼓励创业，怎么还要这些附加条件？”
李克强清楚地知道，要创造一个更富有活力更健康的创业型社会，就必须同时创造一个习惯让人时时感到方便的政府。对于一个多年来习惯用审批代替服务管理的国家来说，建立这种认识并非易事，真正做起来则更难。
但李克强执意要打破坚冰。
他曾连续在两个重要的全国会议的讲话中讲述了一个大学生创业受阻的故事，并以此“敲打”那些习惯于把手伸向市场主体的政府人员。
他亲赴天津滨海新区的行政审批局，见证了109枚废弃的公章如何被打上封条，并永不启用。
他力主推出一系列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面向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以及积极的减税政策。
他还在努力改变拥有庞大惯性的行政体系对于创业者们的认识。
“我在山东考察时，一位创业者告诉我，账上没有‘流水’时，银行不敢给贷款，等账上有‘流水’了，银行又说，你有‘流水’了，还要什么贷款？”他会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述这样充满“敲打”意味的故事，也会在审阅文件时毫不客气地提出质疑，“你这里写的，创业大学生要享受政策优惠，必须还要申办两个证件。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好不容易推出一个大学生就业创业计划鼓励创业，怎么还要这些附加条件？”
李克强就如同一位同时拥有3D打印机与激光切割机的“Maker”。他“切割”掉的每一份不合理的限制，都意味着更小的负担、更低的门槛与更简化的程序；而他“打印”出的每一点创新空间，则意味着更好的机会、更大的活力与更多的可能性。
在李克强离开深圳柴火创客空间后不久，韩国一家媒体在报道中这样描述中国发生的这一切：北京中关村兴起的“创客风潮”正向深圳、上海，甚至贵州、乌鲁木齐等中国全境扩散。在中国创客时代，创业既是“谋生手段”，也是有趣的“创新游戏”。丰富的人力资源、庞大的内需市场、允许失败的创业文化等，成就了今天的创业王国——中国。
今年年初，李克强赴瑞士参加冬季达沃斯论坛，并在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此时，距离他在去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第一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过去了4个多月的时间。
致辞中，李克强首次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称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在会场上，他充满热忱地讲起30多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的往事。他说，体制的创新，可以激发亿万人的创造力，也可以改变亿万人的命运。
李克强用自己的经历重申改革开放的精神——对于那些市场中的新兴细胞，放开、搞活的办法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
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回顾中国改革历程时，曾经有过颇为相近的判断：“政府推行的改革在激活国有经济搞活国有企业方面起了不少作用。但是，真正改变中国经济面貌，并把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带回神州大地的，是边缘革命，这包括分田到户、乡镇企业，也包括个体户和深圳等经济特区。这些力量虽然处在社会主义的边缘，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力。得益于这两条腿，中国改革之路才走得风生水起。”
科斯所说的这些经验，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在今天的中国。
在被视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一天之内挂牌成立的新企业超过20家，大街小巷的咖啡馆里，随处都能找到埋头写代码或者修改商业计划书的年轻人。一位美国硅谷的创业家来了一趟中国，回去后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文章里说：“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下一代——那些从高校毕业后选择创业的学生身上。他们聪明、动力十足、野心勃勃。”
2014年的毕业季，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请马云到学院的毕业典礼现场演讲。那一天，上台发言的本科生代表是一个女生，也姓马。她的学习成绩并不是班里最好的，但是她创意十足，正在做一个手机APP项目。登台的时候，这个率性的女孩子的一句话把全场都逗乐了：“我后面坐着名副其实的马总，但在我们宿舍，马总就是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勇于打破铁饭碗的充满活力的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今天的中国。
而这一切，都和那个读《乔布斯传》、看《大繁荣》，并把“90后”创业者请进中南海、替淘宝店主“撑腰”，并致力于打造“众创空间”的“创客”总理密不可分。
（特约撰稿 凌言 本刊记者 张恒 实习生 周奕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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