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11月22日“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上演讲实录：
感谢主持人对我的介绍。我想可能会使主持人失望，对于央行昨天降息的宣布，我觉得并不是一个货币政策方向的转变，所以很难做出一个什么很有惊天动地意义的回应。
我想对于我们论坛提出的问题“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我想讲五点意见，第一点意见，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旧常态，我们维持了也许超过改革年代，就是超过30多年，这么一种常态，这种常态的特点就是用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度，这种旧的常态不能维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力是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开始逐步的下行，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增长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进入了下降的通道。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下到了10%以上，一直到今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中间当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是都来越来越短暂的支持了GDP的回升，而且越来越短。今年从第二季度开始，又有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不管叫他微刺激也好，也有人认为不太为也好，实际上只是在第二季度GDP增长率提高了0.1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月份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是看来这次的收效显得更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了，是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的下行到一个中速的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就是用“三架马车”的估计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这个从方法论上 错了。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应该说没有太大的争议，应该用一个我们经济学上叫做“生态函数”来讨论，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它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总量增长的趋势。这些什么因素呢？不外乎就是劳动、资本、效率，实现增长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过去很多高速度的增长。
第一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我们有人口红利，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新增的劳动力和新生的劳动力，和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新增的劳动力很强劲。
第三个因素，投资支撑了我们高速度的增长。
第三个因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撑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基本的因素，大致从本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这些因素不再能支持很高的速度了。
第一个因素，新增劳动力，2002年我们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新增的或者叫做人口红利逐步的缩减以致消失，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投资。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都是靠着投资，当然单纯的依靠投资，经济学家对于它做了很多分析，这是不能持续的，最初做出分析就是马克思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种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他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使得产能的增加，而消费率下降使得最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当然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道路，依靠投资，但是不止是依靠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第三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和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改进、有很大得劲不，主要的还是依靠投资。但是因为长期的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就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我们在座的李扬院长做了很多很深入的研究，他和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都告诉我们，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近来这个速度在提高。所以继续的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就是说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个因素，就是生产率。生产率效率的提高，这个因素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他主要是这么几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使用的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
第二个因素，就是开放，开放使得原来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引进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的办法很快的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所以使得我们的效率提高。这个因素高了本世纪初发生了变化，就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很快的就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术之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我们就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才来引领我们的生产技术，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创新，要在技术创新或者用技术创新来引领我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这个在原有的体制下就有很大的缺陷了，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在本世纪初开始我们生产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也开始下降。03、04年以后，我们在增长中效率提高的贡献就逐步的下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支撑经济增长主要的要素都发生力道下降的情况之下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井。所谓陷入中等收入下降，其实他的实际内容就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井。所以我们就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长的动力，这个动力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出新的动力，增长速度继续的降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是第一点，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下行通道，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情。
第二点，要以一个平常心的心态来对待GDP的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一个各种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就只能用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来对待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不能急于去用老的办法，就是用强刺激的办法去把这个增长给拉起来。
因为我们从09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了，用这样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第一，它的时效是越来越短的。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了，所以它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就是说它没有多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它还有很大的坏处，就是说因为你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的注入货币，大量的进行投资，而投资回报又很差，结果就使得你宏观经济的状况变革越来越脆弱。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我们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的非常快，不但它是在警戒线或者超出了警戒线，而且近年来正在加速，如果频繁的采用刺激的办法，使得我们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会变得越来越恶化，这种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出现系统性风险，一个国家它的整个经济就会进入剧烈波动的状况。一些东亚国家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国家，比如日本这样的国家，当初爆发了系统性危机以后就变成会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动力、动态的优势，而且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的低迷。
刚才主持人讲到，我仍然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不要急于用大量刺激的办法去把增长率提升到7.5%以上、8%以上、10%以上。
第三点意见，我们要用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对待这样一种经济减速新的趋势，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在GDP总量减速的情况下去改善这个增长的质量，不去提高我们增长中效率的贡献，过去用高速的数量扩张所掩盖起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爆发出来，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它具体的表现，一个就是，使得减速过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说速度降低了减速过猛会造成很多问题，另外一点，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质量，很低的增长数量，它的质量不好的话，它的实惠又会打一个大的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会在比较低的增长速度下有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得我们的人民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因为过去质量差、数量高能够弥补一部分不足，但是它实际上实惠是不多的，因为你的增长是靠更大量投资的注入，结果你新增产值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又要重新投入，否则增长他的数量就不能够弥补未来的增长所需要的投资。如果减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说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的话，虽然重量低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也就比原来还要多。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因为他的增长主要是靠效率提高，所以他有个3%、4%、5%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一种结果。我们现在应该集中注意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四，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是说要提高效率、要优化结构要靠改革，要靠全面的推进改革。其实这个问题提出已经很早了，从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来看，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国务院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这是81年，这个十大方针是环绕一个内容，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十大方针的执行有一些成绩，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显。所以到了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针，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说法到了“十六大”有一点文字上的改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我看是一贯的，就是说要从依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方针虽然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都提出了，应该说在“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这两个五年计划和规划中执行的成绩并不是那么显著，以至于“十二五”再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一个基础，就是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的时候提的很明确，叫做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我们改革的推进有一些迟缓，所以使得这十年中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十一五”是这样。
到了“十二五”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后，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而且“十八大”前后我们一些改革的推进，虽然是一个把它叫做小试牛刀，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它已经开始见效了。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有些同志和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减速很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一减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了，但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们一方面，经济增长在减速，但是我们的就业状况、我们经济效率的状况、我们经济结构的状况还在改善，而且改善的情况比过去，比“十一五”、“十二五”的时候，虽然那么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现在改善的程度比那时候要好得多。
比如一个最明显的事情就是就业，经济增长在一步一步的下台阶，但是我们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好。最近两年，去年来说，去年我们预期的新就业人数是900万人，执行的情况，完成数是1310万，完成了预期目标的145%。今年把这个预期目标提到1000万人，但是到10月已经完成了。这是讲就业的状况。因此，所以经济减速，但是并没有引起因为失业的增加、就业的困难引起社会上的不安。
另外，结构的变化，在“十一五”的时候，决定了要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就提出来怎么转变呢？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是哪些途径呢？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口号。但是“十一五”这五年中，虽然反复的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没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十二五”，“十二五”第一年还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年就出现了改变。
前年，第一次我们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齐平，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一马当先，到去年进一步改善，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最大的产业，超过了第二产业，今年的趋势还在继续。
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为什么在“十一五”的时候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而没有做到，而我们现在这两年能够做到呢？无非是一些改革，这些改革是不太大的改革，一个改革就是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于营改增人们注意的是减负的作用，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这个减轻税务负担是应该的，但是营改增得到我们经济学界和产业界普遍的欢迎，原因是因为营业税它是全额征税的，它是妨碍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的，所以它是有利于分工深化的。这个改革在全国一推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分工深化，新的行业的出现，是大大的加速了。一个网上的销售，你看分化出多少行业，从快递开始，到结算，到售后服务，种种行业都发生了。
另外一个改革，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工商登记的便利化这个改革开始以后，我们新增的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去年新增工商业户增加了40%。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讲话里提到，今年前三个季度新增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间的一些改革，我把它叫做小试牛刀。小试牛刀就证明改革能够改善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够使得我们在经济减速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了我们增长中新增的效率提高的贡献，使得我们能够确立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这个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就是虽然速度是中速的，但是效率是要比过去高的。就是从一个粗放的增长转向了一个集约的增长，这样是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的东西。
最后我就不具体讲了，今年是改革的元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快要到年底了，我们现在应该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年做的怎么样。另一方面，三中全会的决议给我们描画了一个很有理由乐观的前景，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操作上的复杂、困难的障碍，以至过去旧体制、旧的增长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问题上的困难，所以它并不容易一蹴而就很顺利的实现。
所以我们希望总结今年执行中央决定所取得的成绩和我们取得的教训，而且要规划未来，我们明年怎么干、后年怎么干，使得我们所希望建立那个新常态更快的建立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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