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Ian Parry 和 Philippe Wingender
2016 年 7 月 27 日
对中国而言，一项政策就能解决很多问题。碳税，即对化石燃料供给的碳成分征收的上游税，能够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挽救数百万生命，减轻政府的财政忧虑，并促进“绿色增长”。
根据基金组织的估计，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2017年至 2030 年间，每吨排放量的征税额每年提高 5美元，将使二氧化碳排放到 2030 年减少 30%，大大超过中国履行 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承诺所需的减排量。在这 14 年间，碳税还可以挽救近400 万生命（图 1），主要是因为碳税能够阻止煤的使用，而煤是细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会增加发生中风、心脏病和肺病的风险。碳税到 2030 年还将新增超过 GDP 2%的财政收入，这是一个巨大的好处，足以使政府的医疗支出扩大一倍以上。
事实上，这对全球环境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2013 年在全球排放总量中占到 25%，相比之下，第二和第三大排放国美国和印度分别占 16%和6%。
预测碳税效应
这些分析结果是根据基金组织开发的一个用来预测各经济部门未来燃料使用情况的新数据表工具得出的。我们利用燃料需求如何随价格变化的假设，以及基金组织过去对中国燃料燃烧污染空气而导致死亡的估计，评估碳税对碳排放、公众健康和财政的影响。当然，未来具有内在不确定性，因此不应过于机械地看待这些数字，但它们至少能够大致显示碳税的可能影响。
推进这一举措
碳税的征管直接而简单。在化石燃料产品的经济进入点，按每单位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吨数，对煤、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征收碳税。政府可以在矿口（矿区土地使用费已征收）或煤加工厂对煤征税，在精炼厂对石油产品征税，在边境对进口燃料产品征税，等等。
是的，有一些不利的方面，但可以解决。最困难的挑战是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对脆弱群体的影响，尽管不应夸大这种影响。例如，到 2020 年，碳税会使电价上涨 5%左右。
我们的分析显示，碳税给低收入家庭带来不成比例的沉重负担，相比第十（最高）收入十分位的家庭，第一和第二收入十分位家庭承受的相对于消费的税收负担分别高出 50%和 25%，这是因为低收入家庭的能源花费所占比重更大。好消息是，仅需 5%的碳税收入就可以补偿最低两个收入十分位的家庭，例如，将这些收入用于降低社保缴费以及增加福利和社会支出（中国在这些领域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
对出口部门有什么影响？同样，我们的分析显示，出口部门与其他部门相比并不承担不成比例的税收负担。此外，补偿这些行业也仅需很少一部分（最多 10%）的碳税收入。
但任何补偿都是暂时性的，因为无法在能源高效定价情况下参与竞争的企业最终将会停业。另外，如果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牵头采取减排措施后，更多国家也采取类似行动，那么所需的补偿可能会更少。
征收碳税还是实行排放交易制度？
随着中国继续向可持续增长模式转型，碳税可以成为一项能够支持经济再平衡和改善环境的强有力政策。
的确，中国已经承诺在 2017 年针对大型工业排放企业实行全国范围的排放交易制度。但征收碳税仍势在必行，因为碳税能够全面覆盖燃料和排放，因此对环境和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同等规模排放交易体系的两倍。在过渡期，完全可以同时实行碳税和排放交易制度（也许可以让需要取得排放许可的企业获得碳税退税），因为重要的是必须确立合理、影响深远的排放价格，以便在健康和财政方面获得亟需的好处，同时也在应对当今时代全球环境挑战方面向前迈出重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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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Parry 是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环境财政政策方面的主要顾问，专门从事对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问题的财政分析。加入基金组织之前，Ian 担任未来资源研究机构以 Allen V. Kneese 命名的环境经济学研究主任职位。
Philippe Wingender 是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税收政策处的经济学家。他还是负责中国的财政经济学家。Philippe 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公共财政与发展的博士学位后加入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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