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11月22日“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上发言实录：
杨伟民：我也讲讲新常态。大家知道“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经济工作有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在哪里呢？
去年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叫“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样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为什么“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工作宏观调控上出现一些变化？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形势、大势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决策上的变革。
现在可能用一个更加新的词，叫“新常态”，新常态和去年中央提出的三期叠加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做了一些新的概括。
刚才我听吴老师讲的对新常态的认识，我觉得也差不多，所以我这里也从一个角度做一点概括。我讲三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叫新常态；第二，如何看待新常态；第三，在新常态下到底怎么做，做些什么。
什么是新常态？我觉得它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跟三期叠加我觉得完全一致的，第一，增长减速。
过去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普遍的认识，政府、社会、企业普遍都认为，我们当时面临的减速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所以只要我们刺激下速度很快会上去，其实后来相当长阶段大家普遍也是这样认为，似乎减速是周期性的。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减速不是周期性的，或者说主要不是周期性的，主要也不是受国际经济变动的影响，更多的是我们经济体本身的内在机理，内在的东西发生了一些变化。
刚才吴老师讲了很多了，比如说人口红利基本消失、农村劳动力转移、低速度，甚至我个人 认为，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使命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无人可转了，剩下的人都是50岁以上的。
技术和管理的差距已经基本缩小了，能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剩下的你想要人家不给你了，等等。所以是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导致的。这是第一个基本特征。
第二个特征，我叫深度调整。也就是说结构进入到一种深度调整的时期，这个既是经济减速的原因，同时也是经济减速的一种结果。
其实结构调整我们过去也经常讲，刚才吴老师回顾了从“九五”到“十二五”，“十五”计划当时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认为的结构调整，或者说实际做的结构调整，是那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这种加法式的调整。
钢铁不足我们加钢铁，铁路不足加铁路，钢铁适应不了铁路我们就改造，适应铁路、适应高铁，钢铁满足不了房地产需求，我们就上钢铁，等等。一步一步地对着一个最长的长线去补短版，补的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但现在，我说深度调整，就是我们必须要进行存量或者说以存量为主的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调整，有一些产能必须要下来，而不是要再上去了，这也是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
就是说结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当中相当一部分产业的产能，制造业总体上我觉得是过剩了，但是相当一部分产业的产能甚至可能已经接近于我们叫做物理性消费的峰值，就是说假使价格是负的，这个产业的产能也足以满足这种需求。
第二，房地产，这也是过去支撑我们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当然一线城市如果按照需要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但是现在总体上来看，加上大中小城市总体来看，我们总体上处于一种供大于需的状况。
因为我们城市化和房地产不够匹配，包括土地财政和土地供给的指标，一线城市人都来了，北京、上海都来了接近1000万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房子的。
我们的土地指标是按照行政区给的，每一级政府都要有一定的土地指标，而且很多都是按照基数往上在涨。
大家知道，在土地财政情况下土地就是钱，你不给他是不行的，当然给钱不要白不要，所以土地永远是不够有的。
但是问题在于，那些地方房子盖好了、土地批出了但是人走了，所以城市化的模式，房地产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并没有和人口转移的规模和速度相匹配。
这就导致，现在大量的中小城市房子，除非人再回去，但是很难回去，那边的房子进不到北京，同样北京的人也不可能回去。
所以这个就面临着，当然这个要通过改革了，所以为什么提新型城镇化呢？就是要通过城镇化、财税体制改革等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第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我们最有潜力、最有希望的一个领域，但是同前30年以前相比较而言，经过我们这35年来大规模、高强度的建设以后，应该说我们今后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也不可能再维持过去的速度。
比如说按照“十二五”规划，到明年我们要建成全国高速网、建成全国快速铁路网，当时刘志军他们叫高速，后来我们改成快速，不是说所有的都要到300公里以上，叫快速铁路网。
也就意味着跨区域的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基本上建成了，剩下一些基础设施是什么样的呢？基本的特点是，公益性更强的、回报率更低的或者基本上没有回报的一些设施。
而我们过去地方政府他财政上没有这部分资金，过去是靠土地财政，贷款，所以过去的钱必须也只能投到一些有回报率的行业。
所以地上建的很漂亮，地下没有钱建，农村建的很好，但是农村基础设施远远落后，没有一个机制性的资金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今后这三个方面都面临着一些新的调整。
第三个基本特点，风险显露。其实经济增长本身它随时随时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并不是说每一笔投资都一定有很好的回报，但是往往在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再加上我们过去那种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那种补齐式的结构调整下，风险是被掩盖掉了。
像我们过去的产能，如果高速增长，房地产的繁荣肯定钢铁阶段很有希望、很有市场，所以大家都搞，搞到了现在10亿吨。
另外，过去的体制下，我们有土地财政，政府还是有一部分钱，所以中央提出化解产能过剩，但是很多地方都觉得你这个地方应该化解，我这个地方可不化解，所以拿着钱去支持进行改造、维持、疏解、银行贷款的斩息等等，培植了不少该死没死、死不了的僵尸企业。
银行本身，我们银行的领导走了，过去的银行是既要高利润、又要零风险，所以要借他点钱联保，互相之间保，保来保去到现在出问题了。
所以潜在的一些风险，随着今后增长的减速和结构的深度调整，必然要逐步显露出来，那些僵尸企业不能总让它那么维持着，以后政府还有钱去维持它吗？
维持不了，维持不了就要进入破产，这些钱银行的贷款就变成不良贷款。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是我们下一步新常态基本的一些特征。
第二，如何看待新常态？新常态是不是坏事呢？我觉得不是。其实新常态表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级的阶段，就是我们经过发展积累到这么大程度以后，我们这些量变到了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
所以新常态本质上要求我们用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方式、新的动议来带动我们未来的增长，而不要再去简单的靠过去房地产大规模的投资、搞大量的过剩产能、重化工业等等这样一种方式，找到一种新的动力和发展方式。
新常态也同时孕育着许多新的机遇、新的未来很有潜力的增长点，其实我们现在比如说服务业，这个大家都看到，最近两年能够增长保持在现在这样一个速度，相当程度上是靠服务业来带动的。
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当然对新型城镇化有很多理解上的偏差、认识上的偏差，特别是工作上的偏差，但是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如果实现市民化了本身就能带动需求，如果简单的说我去盖房子让农民工进来，这不是一种办法，是一种错误的办法，最后房子盖起来人走了，怎么去入手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然后真正进来了，从他满足需要来讲，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需求。
再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的基于互联网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另外中央也提出来今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主持召开了第七次财经领导小组会，专题讨论如何推动我们国家全面创新。
创新不是说就是一个技术创新，我们说这个创新叫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战略，靠全面创新的战略来带动我们下一步的发展。
第三，新常态下怎么做。我觉得非常简单，我理解中央的精神就是这样几个字，叫“稳中求进，宏观要稳，微观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稳，速度要稳定，不要让它大起大落，所以宏观上面政策我也不要进行总变，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要变来变去，不要因为速度有一些变化就今天调一下、每天调一下，房地产今天涨了一下就出手去动。
宏观要稳，其实就是讲宏观政策上要稳。微观上要活，主要是强调在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政策方面，因为我们过去的政策更多的是用或者是在思想上不知不觉地用一些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的管理办法来管理经济。
微观要活，靠改革去刺激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让他们活起来、动起来，然后经济自然而然就会好了。
此外，社会的政策要托底，因为我们认识到在结构深度调整过程当中、在减速的过程当中、在处置社会的经济和金融风险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企业倒闭了，不良资产出来了，过去的一些欠的债出来以后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社会政策要托底，不要让这些局部的、个别的问题演变成区域性的、系统性的问题，这个就是政府必须要做的这样一些事情。
我觉得未来政策的一些方向就是这样一些基本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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