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今天早上主旨演讲，我们请来了非常恰当的嘉宾，就是我们的德国前总统科勒先生，科勒先生自己是一名学者，但是最主要的是一位经济学家，在90年代在德国一直研究经济，进入政府当了财政部长，又当了相当与国务卿的职务，然后到2000年，到了IMF，然后回到了德国，04—08年成为了联邦总统。对世界的经济还有对中国的经济都是有着深刻的了解。没有政治家常见的刀枪不入的厚脸皮。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亲民总统做主旨演讲。
科勒：尊敬的王波明先生，各位阁下、各位女士、先生们，我感到非常高兴能够为财经做出自己的贡献，《财经》年会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国际声誉，财经代表了一种特别的方法，它热情的追求分析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和趋势，而且强调实事求是。它也代表着一种力量，来用不同的角度打量世界，能够使得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加好。同时也代表着一种质量，强调有深度的意见以及有一种决心来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提供给决策者。不光是后视镜的那种没有什么作用的批评。
我今天给自己的发言起了一个题目，叫有关于全球伙伴的探讨，英文当中表示的意思是一种尝试，是全球性的话题，因此，我们只能做一种尝试讲几句话而已。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的一生都是在追求去了解，民族之间合作的根源。我的家庭反映着欧洲上世纪的动荡，我们的家庭不断的搬迁，到波兰，到东德，然后到了西德。我们家庭有3次一切都丧失了。所以我了解贫穷是怎么回事，难民是怎么回事。我也知道战争跟仇恨能够给人类带来的毁灭跟痛苦。今天我也知道，如何把不要再发生变成政治行动的这种艰难。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们有了政策，强调合作，强调互利会带来多大的益处。那么我做过德国的财政部的副部长，同时我也参与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讨论，我成了IMF的总裁，后来我成了德国总统，我知道如何跳出短期的利益，使经济繁荣。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毕业的思想和经历。
首先来谈一些现实的情况，然后，我们会谈西方世界的一些改革，然后我们会来谈世界事物，然后全球化的通路会让我们走出森林落到开阔的地界。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谈一下现在的时局。
我先谈经济方面，我同意由IMF最近出的研究的报告，全球的经济在从金融危机当中复苏，但是速度是令人失望的。而且下行风险还在增加，尤其从今年年初开始。
德国的经济预测，比如说已经做了下调，做了下调不光是由于有新的地缘政治的风险，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都会失去很多，如果这种趋势继续的话。然后如果变成IMF的总裁所说的一种新的平庸的话，因此他的三套目标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所有的政府、所有的措施都应该强调来推进经济增长，给予注入的经济以强劲的动力取得一种更好的协和。这些目标在不同的国家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但是，有一些经济的规律需要所有的国家都注意。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强调可持续的发展，还有要挖掘潜力。但是这仅仅是靠信贷支持消费是不行的，要强调结构上进行改革，要增强人们的信心，要强调创新和竞争力。还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而且还要瞄准国际贸易不平衡。过去几年里面，各个国家都推出了妥协式的政策来改革，但是没有被很好的使用。我们的目标是可持续的发展，为了实现这种发展，我们就要强调结构改革，这是必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利用大规模的赤字的消费，在我看来，是给我们引入错误的方向。
经济的景象看上去不那么乐观。政策的全球的景象也是看上去更加的暗淡。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和平，这个国家的前景实际上现在已经蒙上了阴影，我们现在有动乱、内乱，内部的经济紧张。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危机，已经波及到了欧洲，影响到了合作的温度。我们发现西非现在也有一种病毒，这种病毒非常的具有致命性，已经打击到了很多的国家，而且国际社会在此过程中似乎也没有做出太大的贡献，在中东恐怖主义一直是笼罩的，威胁了很多国家，让他们几乎走入到了崩溃的边缘。国际社会现在是处在一种危机模式之中，同时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合作的社会。
我们目前经济和政治的危机现在正在出现，而且，这个世界也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现在人类面临着两种主要的危险，第一种是结束极端的贫困。同时，也要尊重我们这个地球自然的极限。就是说要去结束极端贫困，同时也要尊重这个星球自然的限制。当我在出生的时候，那是71年前了，当时地球上有23亿人。到2050年的时候，大概人数会增长70亿人，就是说总共是92.5亿人。那里面有20%将会生存在非洲大陆。这个地区的人口从现在的10亿元到2050年会增长到20亿人。满足这个世界上快速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我们需要水增加30%、能源增加40%，食品增加50%，这是2030年所需要的数据。我们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需求，今天大概有10亿人仍然生存在极度贫困之中，八分之一的人口，每天晚上上床睡觉还是饥饿着的。现在还有六分之一的儿童仍然是营养不良的。去克服贫困，我们需要增长，但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每年我们大概失去了1300万公顷的森林，这些森林都变成了农田，这是极大的影响到了全球的生态平衡的。如果我们想去限制全球的气候变暖，把它限制在增长2度以内，我们必须要避免灾难性的结果，必须把温度限制在2度的增长以内，必须要极度消减排放。我们到目前为止做的不够。所有的一切都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增长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增长？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全球人们都很富裕的国家的形象。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全球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是一个进步的象征，但是它也可能会带我们走向灾难的深渊，如果继续进行这种排放方式。如果全球的人口使用资源和能源像美国和欧洲人使用资源这种方式做的话，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地球才能够生存。
在我们这样的日益变小的世界里面，我们有越来越少的机会，去把现在这样的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国家或者是国度传到下面的一代，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游尔根，他说这个社会被称为一个社区，大家都不愿意分担风险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的危机，恐怖主义的威胁，传染病的危机。所有人都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我们是相互依存的世界，我们也发现，所有这些强大的国际挑战，不能够由一个国家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跨境国际合作来解决。我们知道经济、政治的反映是慢于发展的，国际的政治很难感觉和促进全球化相互依存的世界的形成。
总而言之，现在的时事道路是非常崎岖不平的，也有可能带我们走向错误的方向，我们看看西方的改革，再看一下这个地区是怎么样去应对这个世纪的巨大挑战的。
女士们、先生们，就在两周之前，德国庆祝了柏林墙的倒塌25周年，我们庆祝了这样历史性的时刻，这个世纪性的时刻，不仅仅是把所有的人之前是为这样一个墙所分离的人们走在一起，同样也开启了一个和平的进程，这样的和平的进程，不仅是西德和东德希望的，我们的人们希望生活在和平、公正和自由的社会中，1989年，我们西方国家取得是如释重负，看待他们国家，看待他们世界都是用乐观的态度来看待的。
这种乐观的态度有的时候也变成了革命乐观主义。但是，当时，有人所预测的全球乐观的大本土并没有来到，在我看来，西方国家忽视了很多应该所做的工作。然后他们也没有有效的去采取措施来使国际机制和国际联盟更加具有包容性。西方国家的忽视，尤其是法律法规和自己的金融体系、伦理等方面做法的忽视，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21世纪初的巨大的金融危机。有的人会相信，很天真的相信，如果我们放松管制，不经控制的放松管制，这将是一个万能药，能够带来永恒的增长。但是泡沫破裂了。但是我们很少采取一些措施来去调整国际规则和机制，来使它适应当年的经济、金融和货币全球化的现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他们是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为了要更好的去反映全球经济的快速的新兴增长国家的需求。像中国、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应该在这样的机构里面，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不是只是仅仅给予他们一点点的发言权。这样才能够反映共同协作和共同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秩序也没有进行很好的调整以适应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问题的严峻性和挑战性。这个秩序当然还是有好处的，在那时候来说，也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范围和挑战性，以及参与者的版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是不一样了。现在这个世界看到的是很多的荒芜，有一个电影叫做《金铠甲》里面，说的是美国和越南的故事，我们必须要保护越南人，在越南人心里有一个美国的精神，他想要脱颖而出。这个原则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历史上，当西方国家认为他们可以把罗马人称之为胳膊和大腿的内容带给其他人。也就是说这个是去促进法制，胳膊和大腿实际上意味着法制。我们发现有意义和持续的变化，必须要从内部自身，而不能够从外部强加，这种国际的和平和安全应该是所有人支持的，及时他们是最好自由人的趋势，或者是意向所驱使的，法制和国家自主的原则，实际上是世界秩序基本的支柱，我们也发现，西方改革的道路，看上去也是崎岖不平。但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他们还是有很好的技能，他们可以回顾，去看看过去的错误，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欧洲一些危难中的实现了结构性的改革，会带来增长，以后也会有更好的增长。欧洲委员会新的总统是希望推动欧洲的投资以加强增长。
我也希望乌克兰的危机也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动力，使欧洲走入政治的同盟，不仅仅是在外交或者是安全政策上面达到同盟。涉及到我自己国家，我希望从之前的科尔从1991年说的话，德国是我们的祖国，欧洲是我们的未来，这样的精神也在引导着我们总理的方向，我们也希望德国共同努力，带动欧洲经济和政治的整合和一体化。我们也希望再教育、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和现代数据网络方面有更多的投资。
我们来看其他的国家，美国现在也正在持续自己的经济增长，也决心加强跨大西洋的纽带，加强国际合作。
另外一个方面是国际道路。讲到合作，现在就先不看西方改革的道路。我们来看看国际的大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德国的歌手，用20年代的风格唱歌来作曲，他的歌歌词的名字，一个人是不能亲自己的。确实。我们来看国际合作的话，也是这样。加强国际全球治理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试图亲自己的面颊呢？我们要想实现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是合作的解决方案，能给我们带来光明未来的话有很多障碍，我相信一种障碍就是一种老是考虑过去。所有的现实主义的人，他们把全球看成是大洋，每个国家都在自己划船。国籍政治也是充满了一种意味，每个人怎么划都可以，这些船也不会相互碰撞。这是我对现在的世界政治的解读，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现在都是在同一条船上。我听说同济大学的名字，字面的意思就是同舟共济的意思，这也应该成为21世纪的座右铭。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忙于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摇自己的奖，没有人处理这个船的漏洞，而这个漏洞是非常显然的，就在这个船的中间。
接下来的简单的一个关于21世纪的结论使得这个世纪跟前面的世纪很不一样。就是说我们是相互依赖的，现在所谓的国家利益越来越少，这种国家利益不值得从长远的角度讲，来保护，来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对抗。当然了，现在我们还是有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这种利益的存在总是有的。但是要想实现非常好的进步的话，我们要认识到两点，第一，相互冲突的利益，如果是以国际线索作为区分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了，某些决策以后的赢家或者是输家不会给整个国家的人口带来利益，而是给某个行业的利益集团的人带来好处。任何想阻碍世界合作的人，以这个国家利益为名义来阻碍全球合作的。他们往往也是违背了自己国家的很多人的利益的。第二，21世纪的相互冲突的利益不是在你我之间，不是在中国和西方之间，而是在我们跟我们的后代之间，是在短期的跟长期的利益之间。从长期来说，我们的命运是相互紧密连接的。因此，我们看未来看的越多，不同国家的利益越有连接性。没有一个国家，不管他们是多么的富有，多么的强大，或者是在上升，从长期来说，要想维持繁荣，不考虑其他国家的福祉是不可以的，全球的气候变暖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谓国家利益经常是在中国和西方讨论的中央，我们经常听到大家在争论，如何感觉好中国的崛起。在西方我们听到这种讨论，在中国也听到。我们都知道，我们如何去管理好西方的这种衰退，这也是在西方跟在中国进行的讨论。我们要考虑到这种讨论理由太短视了，这种事实的基础是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
那么，我们看到技术在进步，人口结构在变化，政治背景也在变化，我的主要目标，针对这些讨论，还是过于短视，还是过于强调我们和他们。因此我们从另外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建立起信任的康佳，能够实现高的目标，我们如何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尊敬其他人的利益。另外，我们如何能够追求我们共同的利益。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有利的国际环境当中，所有的政治力量可以相互学习，我们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在21世纪国际政治已经不是游戏了。这取决于秩序的建立迎接新的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联合国的制度，还有国际货币跟金融的结构，不能够再回到过去，像是在布莱顿会议的时候了。我们要建立新的金融的机构，世界银行还有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我们也需要WTO跟世界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他们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进步和发展，我们应该以这个作用基础。
在联合国，我相信联合国在重新设计轮子方面，是能力不足的。但是我们要改善联合国，对它进行改革。安理会也必须能够代表他的成员的利益。还有，联合国的机构要进行精简，使得它更加的透明，更加的能够担负起重任。我们需要给他所需要的资源。今天的联合国需要更多的是成员国的承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国家都在观察，他们都在考虑他们的参与是不是附合他们的能力。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各种活动、项目当中承担了更多，我们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觉得更多的分担，才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世界。
再谈世界的金融体制这也是需要改革的大轮子，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促进了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也导致了国际的不平衡，还有一种投资的行为，不出产任何东西的，对于外币的储藏的行为，缺乏一种有效的国际治理，跟有效的国家经济、货币跟财政的，跟金融政策的监督。
我参加了一个专家组织，2011年的报告当中，强调要进行一种国际的货币体系的改革，强调要对财政政策还要更好的衡量和控制全球流动性，而且要尽可能利用IMF特别提取权作为储备资产，作为国际帐户的国际单元。我相信如果把人民币作为IMF的一揽子货币将会是计算货币提取权是很好的事情。凯因斯的主义是要再次利用经济政策来获得一些吸引力。我再引用凯因斯说，要有非常好的国际储备货币，非常好的是这种主义是来自中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09年也说了特别提取权，是我们改革的光芒，他说这种金融的危机也需要我们对现存的国际货币制度、体系作为创造性的改革，实现一种具有稳定价值的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的储备货币。而且是可管理的一种储备货币，这样的话能够实现保护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最后一部分，谈一下全球化的通路。到现在，这条通路还没有被人类走过。但是它能够推进人类进入到一种更加光明的未来。打量现实，我们这个星球有越来越多的矛盾。但是，它也有很多的财富。也有很多的技术的能力，同时也有很多的贫穷跟赤贫。还有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丧失，能源的浪费、原材料和食品，人口的变化，所有的挑战，我相信所有国家都做出自己的贡献，按照自己的能力，我们还会有光明的未来的。
去年有27个代表进行了一个会议，我是成员之一，专家组是叫2015年全球发展日程，中国也派了代表。我们向潘基文提供了一个报告，我们也强调了国际合作，就像千人发展目标，能够使我们在2015年取得更好的进步。开始是千人发展目标，是2000年198个国家所通过的，里面包括8大主要的目标，是希望他们在2015年能够通通实现。8大目标有2个主要的目标，第一把极度贫困的人数消减一半，实现全球基础教育。回过来看，我们可以清楚的说，我们实现了很多目标，但是还有很多没有做到。我们实现了很大的成果，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和东亚所实现的一些成果。我们使数千万甚至上亿人摆脱了贫困，历史性的成功是激励人心的。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的高级别工作小组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未来应该怎么走？我们主要的发现里面也是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的版图，一个新的主旋律，至少应该考虑到我们这个星球是相互依存的。我们要关注整个船上的所有人，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仅需要的是一些或者是一个清单的发展目标，这种巨大的经济和生态和社会的挑战，需要整个社会来采取合作的态度来共同推进，共同利益和相互承担责任。这种新的精神，我们把它称之为全球伙伴关系。这种新的主旋律也应该是基于一个关于全球伦理共同了解，存在一个黄金法则，在国际经济、政治和传统之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要相信也有理由希望，这个世界是能够达成共同合作的。这个原则是在中国的孔子教育理念里面的，是推进以和为本。这个国家整个世界是从中国文化中吸取了很多精髓的，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
再回到高级别工作小组，希望经济、社会全球革新，推动可持续发展，使这个世界没有贫困，也推动了环球2015年后的议程，希望在全世界各处都发生改变，不仅仅是在北方国家，也是在南方国家，不仅仅是在东方，也是在西方。这个议程不仅仅是给发展中国家而是给整个世界的。在长期来看，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成增长和康乐的世界。有很好的价值观植根世界福祉当中，其中包括很多要素，生活、教育、文化方面的东西，比方说同理心、合作精神。尤其是发达国家核工业化的国家，应该来实现这样的心态的变化，发达国家的革新也能够让世界其他的国家促进共同发展。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其他的国家可以推卸责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推动世界的幸福和康乐。他们也应该是这种结构性转型的一部分，在这个背景下，我发现中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去应对他们的环境问题。而且中国和美国世界上两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已经是达成了协议，极大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个消息对全世界都是振奋人心的。当然了，现在还是有一些人的怀疑，达成的这样的协议，能够把全球的气候变暖遏制在2度以内。我也发现中国的责任和角色，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可持续发展方面，全球治理方面，也是极度的增长了。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国家不应该是躲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借口之下，实际上，当涉及到全球经济结构性转型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摒弃人工的分类，把世界分为事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捐赠者和接受者，这样的分类是不正确的。我们有很多工业化国家有很大的经济危机，有很多新兴的国家还是有巨大的潜力，同时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也看见有人口的老化问题，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国家，他的年轻人是非常具有活力，也非常有创新性的。还有很多的国家，现在不能够把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这样的问题区隔来看的。现在世界更加的多元和复杂，解决我们的问题，作为平等者，有着同样的责任，也有着同样的权力的平等者，我再痴心妄想，而是要实现持续解决方案的前提，这也要求我们建立互信，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不再采取双重标准，所有的文化和宗教中是相互尊敬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什么样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面前有什么样的挑战，把我们连接起来。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有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是的，我们还要再进一步问自己问题，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亏欠了什么，我相信，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会改变各个国家合作的方式，但是，它也不会削弱国家主权相反会加强国家主权，给更多的主权操控，构筑国家繁荣昌盛必须的动力。
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加强有力更加积极的中国的参与，也希望中国能在这个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克服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全球议程，只有我们所有人都能够采取结构性的一些革新，才能够实现。我们需要能够关注发展的全球的驱动力，其中有一个就是贸易。我们必须要为全球贸易的对话推入新的驱动力。印度和美国希望去实施巴黎套案，巴黎套案是致力于解决贸易的壁垒，或者是促进清官的。国际商会预测这样的增长会能够带来1万亿美元的销售额，这样的经济的增长的要素，也会极大的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完成多哈会合的话，是致力于建立新兴全球性公正的贸易体制，这也将会是我们克服贫困的主要的举措，也能够为非洲的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工作。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是对地区性的贸易组织或者是贸易区这种想法很复杂，我对它是喜忧参半的，不管是跨大西洋，或者是亚洲自贸区，我都是有复杂的看法。我们必须要完成多哈会合，最近的G20也是反映这样的趋势。
在不到一年前，有很多的国家和政府在纽约的联合国开会，希望采取全球的议程推动可持续的发展，明年也会有更多的谈判，来促进世界气候的保护，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希望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工作，实际上2015年后的议程是我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是在21世纪非常具有振奋人心的时刻。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减少这些内战的冲突，然后能够减少强制性的政治措施。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叙利亚等等这些地方的一些危机，这是很好的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新的冷战的威胁。在25年前，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世界上其实是有个机会，布什的话说就是开始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所有的国家都是可以繁荣，可以生活在和谐之中，这个是布什总统的原话。大家机会我们是挥霍得了，我们希望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有第二次机会，2015年可以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二次机会，来促进和平、环境和谐和繁荣世界的机会。我们这个世界的眼光再次投向中国，放在中国之上，谢谢大家！
王波明：科勒先生做了精彩的发言，大家有没有问题想问。
提问：我是来自《财经》杂志的高级顾问，现在全球的层面，所有的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但是各国针对全球性问题的时候，又是偏向于国内的政局和经济做出决定的，这个矛盾怎么协调？
科勒：在我的发言里面，我也提到了，总是有国家利益的。一个政府，首先要抚育自己的人们，这是一个起点。但是我也试图说清楚在这样的世纪环境当中，这种相互依赖，也就是说你不可能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取得成功，而不去考虑你的邻国的环境，比如说像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不会在国际现象上停止。因此，我们需要理解，我们要想成功的话，要想在追求国家利益成功的话，比如说为中国更多的人提供工作和收入，如果不处理气候变化是不可能的，气候变化如果继续的话，就会使中国人民的勤奋的努力白费。因此我们需要合作。所谓的先进国家、工业化国家，必须要领先做典范。让大家看到，他们在这方面做努力，他们在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消费的方式，在气候变化中做出努力，他们应该做出表率。
提问：德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视创新的国家，您认为来自于中国的创新对德国来说是一种威胁吗？还是共赢？您对中国的创新发展有什么建议？
科勒：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就像我们在大学教授的一样，竞争对于好的表现是有好处的，因此竞争是件好事。
我个人来说，一点也不担心，中国的创新会对德国是挑战，德国会更加努力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
我刚刚见过BMW中国的代表，他说中国在推出电动车的步骤是惊人的。因此我们要迎头赶上中国在电动车上面的研发步骤，共同的研发还是竞争都是代表着我们的未来。我不觉得有威胁。我们觉得，竞争给我们更好的研究，因此，我相信解决这样大的挑战为人类做出贡献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又竞争又合作的话，我们就能够去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未来。中国也应该在这方面做领先的大国。我也发现，宝马的汽车在中国生产，德国也应该做更多的研究来把自己的汽车的性能进一步的改善。
提问：科勒先生，谢谢你谈了和平跟合作。我是一个德国人，我非常同意你刚才所说的说法。我有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了越战，很多人都忘了很多在那儿杀了300万人，在北韩也杀了300万人，如何建造全球伙伴的关系？如果有这种大国欺负小国的情况存在。还有，人口是少数，但是在使用全球那么多的财富，有大国强权政治的话怎么样建成全球伙伴关系呢？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科勒：你是个德国人，是我的同胞啊。首先来说，德国人是发动了二战，导致了5千万人口的丧生。因此，我们不能够指责别人杀人，因为我是个德国人。
第二，美国人在二战之后，也帮助了德国，使我们重新站起来，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感激。
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那是你的观点，美国是强权政治，这个是欺负他国的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啊。但是我们已经克服了冷战的情形，通过意识形态相互打斗的境况，我们要往前后，而不是往后看。我们看美国人要像看德国人、中国人一样的，我们现在是同舟共济，我也跟美国人打过很多年的交道，在高级别的小组里面也有美国人。他们也在关于全球伙伴的共识方面为报告提供了非常多的意见。
欢迎关注全球金融网微信公众平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