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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总裁拉加德在最新的一次演讲中，全面阐述了提高贫困者和中产阶级收入的可能政策，过度的金融发展拉大了贫富差距，即便业绩平平，基金经理也能获取稳定的高收入，开着游艇，而投资者客户的游艇又在哪？IMF的最新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推动更主要来自于贫困者和中产阶级，而不是富裕阶层，不幸的是，这些引擎正在熄火。是时候让小船起航了。
让小船扬帆起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在天主教大会（Grandes Conferences Catholiques）上的讲话
2015年6月17日，布鲁塞尔
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再次参加这一享有盛名的会议，感谢Reynders副首相的亲切介绍。
上个月的5月6日那天早上，当我看到一家主流商业报纸的头版时，差点没被酸奶呛着。上面列出了全球薪酬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排名表。其中2014年薪酬最高者可以挣13亿美元。一个人，13亿美元！
这25位薪酬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去年的收入共计120亿美元，即便他们所在行业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平平。
这让我想起一个著名的华尔街笑话：一个到纽约的游客欣赏着最富裕银行家和经纪商的华丽游艇。在若有所思地凝视这些漂亮游艇许久之后，这位游客挖苦道：“客户们的游艇在哪儿？”客户当然买不起游艇，即使他们认真听从了银行家和经纪商的建议。
如今这为何具有相关性？其原因是不断扩大且过度发展的不平等问题不仅存在于头条新闻中，还成了与经济增长与发展相关的问题。今晚我想与各位从经济视角探讨这个问题。我不会将重点放在成为新镀金时代面孔的超级富人的华丽游艇上。一个人享受其在金钱上的成功并不是道德败坏。
但我想讨论贫困者和中产阶级的生计与经济诉求，我将其称为“小船”。
在太多国家，经济增长都未能让这些小船扬帆起航，而华丽游艇却能一直踏浪前行并在航行中享受乘风破浪的乐趣。在太多情况下，贫困者和中产阶级家庭都会意识到光靠辛勤劳动和决心也许不足以维持生计。
如今他们中太多人相信制度受到了某种操纵，并且形势对其不利。难怪政治家、商业领袖、一流经济学家，甚至央行官员都在谈论财富和收入的过度不平等问题。在整个政治光谱中会听到此方面的关切。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一致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之一。不仅需要诊断该问题，还需解决它。
今晚我的关键信息是：通过让“小船”扬帆起航来降低过度不平等不仅是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正确之举，还是出色的经济学。
支持提高贫困者和中产阶级收入的政策不要求我们成为利他主义者。这些政策可以惠及每个人，因为它们是创造更高、更包容且更可持续增长的关键。
换言之，如果想实现更持久的增长，需创造更公平的增长。记住这一点，我想重点谈三个问题：
一、全球经济前景。
二、出现过度不平等的原因及后果。
三、实现更强劲、更包容且更可持续增长的政策。
一、全球经济态势未起太大作用
首先描述下我们眼中的全球经济气象图。根据基金组织春季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5%，与去年大体相同，2016年增长3.8%。
发达经济体的表现较去年有所改善。美国的前景依然是强劲复苏，一季度经济增长疲软只是暂时现象。欧元区前景正在改善，部分因为欧央行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日本似乎最终收获了“三支箭”复苏战略（货币、财政与结构性）的第一波成果。
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预测情况稍逊于去年，主要因为大宗商品出口国受到价格下跌影响，尤其是石油价格。而且近期发布的数据巩固了该形势。但各国趋势差异明显，从印度增长依然强劲到巴西和俄罗斯出现衰退。
因此，好消息仍然是全球复苏在继续，但增长总体依然温和且各国之间不均衡。
2016年以后、本十年后半段的情况如何？这里我不得不跟各位分享一些不太好的消息。我们在基金组织的观点认为，未来几年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均很可能下降，部分因为人口特征发生变化以及生产率下降。我们担心这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更多挑战，公共财政稳固性下降，以及生活水平改善速度放缓。
这是我一直在警告的“新平庸”。对于“小船”而言，其意味着风速加快，但不足以降低高失业率，不足以支撑中产阶级收入并推动减贫，而且根本不足以让“小船”扬帆起航，即便游艇在远海中享受轻风。
所以，这是怎么回事？面对不利天气，我们要屈从吗？不论“小船”船长在比利时，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他们都没有希望了吗？
二、出现过度不平等的原因及后果
简短的回答是：有希望，但为看到希望，我们需要退后一步并在聚焦一国情况之前，先来看看全球形势。
设想将世界人口按最贫困到最富裕的顺序排列，每个人站在代表其年收入的一大摞钱的后面。
各位会发现世界是一个极不平等的地方。最富裕与最贫困人口之间明显存在巨大差距。但如果看这一排列随着时间的变化，各位会注意到全球收入不平等，即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其实在过去几十年出现稳步下降。
这是为什么？因为诸如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收入增速大大高于更富裕的国家。这显示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变革力量。产品、服务、人力、知识和观念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流动有利于促进全球收入平等，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流动。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进一步缩小国家之间的差距。
但是（这是一个巨大转折）我们也看到各国内部收入不平等在加剧。过去二十年，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大幅扩大，特别是在亚洲和东欧。
例如在发达经济体，最富裕的1%人口如今约占总收入的10%。当谈到财富时，穷人与富人的差距更大。据乐施会估计，2016年，全球最富裕的1%人口的总财富将超过另外99%人口的总财富。在美国，1%的人口拥有总体财富的三分之一。拉丁美洲在降低不平等水平方面是一个亮点，尽管其依然是世界最不平等的地区。
综合起来看，各位会发现积极的全球趋势与各国内部大多消极的趋势之间分化明显。
例如，中国面临两种趋势中最艰难的工作。过去三十年，中国让六亿多人口脱贫，为改善全球收入平等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该过程中，中国变成了世界最不公平的社会之一，因为许多农村地区依然贫困，但城市和中国上流社会的收入与财富急剧增加。
事实上，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经济体似乎与传统说法相称，即极端不平等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接受代价。这很像空气污染，有人可能很想说不平等就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别再提了！
新共识
但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广泛的新共识，即各国不应接受这种浮士德式的取舍（Faustian tradeoff）。例如，我在基金组织的同事进行的分析1显示，收入的过度不平等实际上会拖累经济增长率，并导致增长的可持续性会随时间下降。
本周初，我们发布了基金组织的最新分析2，为我的关键信息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即需要让“小船”扬帆起航，从而创造更强劲且更持久的增长。
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将贫困者和中产阶级的收入份额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会在五年里提高0.38个百分点之多。相比之下，如果将富人的收入份额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则会下降0.08个百分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富人将其收入用于支出的部分较小，这会降低总需求并削弱经济增长。
换言之，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观点相反，提高中低层收入的好处会自下而上会惠及所有人, 而不是让富人更富从而自上而下受益社会各个阶层。当然，这显示贫困者和中产阶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不幸的是，这些引擎正在熄火。
例如，近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研究显示，发达经济体的贫困者和下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与其他人群相比一直在下降。这种不平等抑制了经济增长，因为其不会鼓励对技能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而导致经济中大部分行业的生产率下降。
导致过度不平等的原因
所以，收入过度不平等的后果愈来愈明显，但导致过度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
导致极端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众所周知，即技术进步与金融全球化。这两个因素倾向于扩大高技能与低技能个体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
另一个因素是在诸如美国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存在过于依赖金融的现象。当然，金融，尤其是信贷是社会繁荣的关键。但越来越多的证据，包括来自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证据表明，金融发展过度会扭曲收入分配、腐蚀政治程序，以及破坏经济稳定与增长。
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极端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享受教育、医疗卫生和金融服务的权限不平等。给各位举几个例子：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几乎60%最贫困的青年人口接受教育的时间不足4年。
在发展中经济体，近70%的贫困人口在没有医生或护士的情况下分娩。
在发展中经济体，超过80%的贫困人口没有银行账户。
当然，另一个主要因素是社会流动性低。近期研究显示，在代际流动性水平较低的发达经济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往往较高。在这些国家，父母的收入是决定子女收入的主要因素。这表明，如果想向社会上流阶层流动，你需要成长在富裕家庭。这听上去不公平。
面对这些劣势和这种机会的不平等，成千上万的人赚取高收入并积累财富的机会渺茫或根本没有机会。用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的话说，这是“经济排斥”。
三、 实现更强劲、更包容且更可持续增长的政策
依我们看，政策制定者可以在“小船”的船头制造浪潮。在所有国家都有实现更强劲、更包容且更可持续增长的秘方。
第一个优先点（清单上的第一项）应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如果不能实施良好的货币政策，如果沉溺于财政无纪律状态，如果允许公共债务迅速膨胀，一定会出现增长放缓、不平等扩大且经济与金融动荡加剧的问题。
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贫困者的挚友，良好治理也是。例如，普遍腐败是反映社会与经济严重不平等的有力指标。
第二个优先点应是谨慎。我们都知道需采取行动缓解过度不平等，但也知道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无害且有益。其可以激励人们去竞争、创新、投资并抓住机会提高技能、开创新业务并促成事情的发生。
企业家在最佳状态时具有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的“动物精神”，即有时对自身塑造未来的独特能力充满无限自信。换言之，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是促进繁荣的关键因素。
下一个优先点应是根据各国导致不平等的具体因素调整政策，包括政治、文化和制度背景。不再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只有可以帮助扭转不平等加剧之势的明智政策（潜在局面改变者）。
明智的财政政策
一个潜在的局面改变者是明智的财政政策。这里的挑战是设计对工作、储蓄和投资动力负面影响最小的税收和支出措施。其目标必须是促进提高公平和效率。
这意味着扩大税收收入基础，例如通过打击逃税行为；减少让富人受益最大的按揭付款税收减免（全球富裕的政府中有一半会允许其公民将按揭贷款利息支出从应税收入中扣减）；以及降低或取消资本利得、股票期权和称为“附带权益”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利润的税收减免。
在许多欧洲国家，其还意味着降低高企的劳动税，包括通过减少雇主的社会保障缴费。这将更有力地激励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多全职岗位，从而有助于遏制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兼职和临时工作。
在支出方面，其意味扩大接受教育和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渠道。在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其意味降低成本高昂且效率低下的能源补贴，并使用腾出的资金改善教育和培训并建立更有力的安全网。
根据基金组织近期的一份研究，全世界的政府今年提供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补贴将高达5.3万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每年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
促进改善公平和效率还意味更多依赖所谓的有条件现金转移。这些是非常成功的反贫困工具，其大大促进了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国收入不平等的下降。
近期访问巴西期间，我有机会探访了一个贫民窟，亲眼目睹了所谓的“家庭津贴”（Bolsa Familia）计划。该计划以发放预付借记卡的方式为贫困家庭提供援助，其条件是接受援助家庭的儿童需上学读书并参加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
“家庭津贴”计划证明既有效率又有成本效益：其每年开支为GDP的0.5%，但能让5000万人受益，即每四个巴西人中，就有一个人受益。
结构性改革
除了这些明智的财政政策外，另一个潜在局面改变者是在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包容等关键领域实施的明智改革。这些结构性改革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长并在中期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关键。
如果我必须挑三个最重要的用于降低收入过度不平等的结构工具，我会挑教育、教育、教育。无论生活在利马还是拉各斯、上海还是芝加哥、布鲁塞尔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收入潜力取决于一个人的技能及其在全球化世界中利用技术革新的能力。
增加收入要求改善人力资本并实施能让更多老师和学生走进21世纪教室的政策，同时提供更多书籍并扩大获取网上资源的渠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促进更平等地享受基础教育的机会，而发达经济体则需要更多关注大学教育的质量和可负担性。即便是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也应进一步改善教育。
另一个重要工具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想想合理的最低工资和支持找工作与技能匹配的政策。想想保护劳动者而非工作的改革。例如在北欧国家，劳动者的就业保护有限，但他们可以从慷慨的、要求求职者找到新工作的失业保险中受益。该模式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又保障了劳动者利益。
劳动力市场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性别维度。全球妇女一直面临三重劣势。她们找到有偿工作的机会小于男性，尤其是在中东和北非。如果她们确实能找到有偿工作，其很可能是非正规行业的工作。而且如果她们最终在非正规行业找到了工作，其薪酬仅为男性的四分之三，即便教育水平和职业均相同。
智利和荷兰等国的经验表明，一国可通过实施重视可负担的育儿、产假和工作环境灵活性的明智政策大幅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同时还需消除许多国家仍在制约女性就业的法律障碍和税收歧视。
全球范围内大约有8.65亿女性具备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潜力。因此，信息很明确，即如果关注更大范围的繁荣共享，则需释放女性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还需加强金融包容，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想想那些让穷人（大都是女性）成为成功小微企业家的小额贷款计划，正如我近期在秘鲁看到的那样。想想那些为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建立信用记录的倡议。想想手机银行的变革性影响，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通过改善获取基础金融服务的渠道，发展中经济体的贫困家庭可以增加健康与教育投资，进而提高生产率和收入潜力。如果想降低发展中经济体收入的过度不平等，则需加强金融平等。
结语
所有这些政策和改革都需要领导力、勇气与合作。这是我呼吁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现场所有人将良好愿景转化为大胆且持久行动的原因。
尤其是，政策制定者需利用我认为一代只有一次的发展机遇。
9月，联合国将主办一场重要的峰会，拟用一套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代替“千年发展目标”。而且下个月的联合国会议将努力为这个雄心勃勃的新发展议程融资。
12月，来自196个国家的领导人将聚首巴黎，寻求就削减碳排放的综合方案达成一致。该方案对保护气候变化第一受害人的社会最贫困群体大有裨益。
外界有许多怀疑声音质疑在这些领域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并且在战争尚未开始便早早宣告失败。我们必须通过集中精力、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制定正确目标来证明这些质疑者是错误的。
我衷心希望到今年底，我们可以回顾过去并说，“我们成功了”，“我们为全球经济增长重新注入了活力”，“我们就气候变化达成了一个历史性协议”，“以及我们启动了一个有着远大目标和坚实融资的全新发展议程。”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认为基金组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一个关键职责是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这是我们一直深入参与发展工作的原因。我们会帮助188个成员国设计并实施政策以及在困难时期向各国贷款，以帮助其渡过难关。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实施了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今它们正收获增长加快且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基金组织通过新工具支持了这些国家的努力，例如零利率贷款以及加强融资和能力建设。
我们还加强了对不平等、性别以及与气候相关问题的研究，因为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这些问题具有宏观关键性。
此外，我们正研究如何扩大发展中国家使用基金组织贷款的渠道，从而帮助其缓冲外部冲击。尤其是，我们将更多关注为最贫困和最脆弱的国家提供帮助。
想想地中海和东南亚海岸最近发生的移民悲剧。这些拥挤的移民船只代表了最脆弱的国家和团体。它们是“小船”中的小船，最能让我们想起最极端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排他经济明摆在眼前。
人们常说我们应该从底部衡量社会健康，而非顶部。通过让贫困者和中产阶级的“小船”扬帆起航，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和更强大的经济。通过齐心协力，我们可以为所有人创造更大范围的共享繁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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