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7日在上海闭幕，会后各方共同发表联合公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28日就会议达成的重要共识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问：针对最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这次G20会议对全球经济有什么样的判断？
答：今年年初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纷纷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态势变得不如此前明朗，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陷入困难，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走势也很关心。这次G20会议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对全球经济走势的判断也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从会议讨论的情况看，这次会议对全球经济形成的重要共识有以下几点：
第一个共识是全球经济风险有所上升。在会议公报中的具体语言是“资本流动出现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英国可能脱离欧盟以及一些地区存在大量难民且人数仍在增加将对经济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此外，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向下修正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这一判断的重要性在于G20承认全球经济面临着较大挑战，正是有了这一判断，才为这次会议决定G20将在更大力度上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并采取多种措施支持经济复苏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共识是不应过度悲观。今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比较动荡，主要股市大幅下跌，风险溢价开始上升，避险情绪浓重，市场目前弥漫着一种比较悲观的情绪。但这次G20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近期市场波动的程度并未反映全球经济基本面。我们预期，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继续温和扩张，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换句话说，G20在认识到全球经济面临着较大挑战的同时，也认为全球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差，金融市场可能存在过度反应，有些过于悲观了。公报里特别提到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将保持强劲，这里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印度这样仍然保持较高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认为这些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仍然不错。我们在会议期间，也与美联储、欧央行、英格兰银行这些主要的央行就全球经济形势进行了仔细讨论，大家的观点也都是接近的。
第三个共识就是G20需要共同采取行动，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公报里使用的语言是“我们同意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实现提振全球增长的共同目标。我们将继续密切监测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这里使用了“更多”这个词，意味着G20在政策上要加大力度。公报里还提到了“为了提高我们对于潜在风险的应对能力，我们将继续研究G20在必要时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来支持增长和稳定”，换言之，G20也要考虑万一全球经济继续下滑时可以出台的应对政策。
问：G20准备如何在政策上加大力度？
答：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复苏的情况存在差别，各国的政策空间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国能够采取的措施必须根据自身的情况。但这次公报特别强调要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并指出这些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
G20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是非常不容易的，原因是过去几年G20在讨论宏观政策协调时，各国对是否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这次则是对财政政策有了非常具体的表述，即“我们财政战略的目标是提振经济，我们将灵活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市场信心，同时增强经济韧性，并确保债务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可持续水平。我们也将尽可能采取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和公共支出，包括将支出优先用于支持高质量的投资”。这和此前几年G20公报通常仅对财政政策有原则性的表述非常不一样，背后的原因是一些原来对使用财政政策支持增长比较谨慎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态度发生了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G20国家都会搞财政刺激，因为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财政空间。但是对那些有财政空间或者财政政策不尽合理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将更加有利于促进增长，具体的措施可以是适当扩大赤字，也可以是减少税收的扭曲或者提高支出的质量。
对于货币政策，这次会议基本沿用了过去的语言。虽然语言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信息，因为经济形势已经不一样了。这里的信息是，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增长和保持价格稳定，G20国家并没有大幅改变货币政策态势的意图。
这次的公报还着重强调了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这是我国主动推动，并得到了G20国家广泛支持的倡议。会议上，很多G20国家指出，仅靠货币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推动中长期的增长潜力，而且结构性改革反过来还能使短期的需求侧政策更加有效。虽然过去G20也谈结构性改革，但这次会议将G20对结构改革的关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问：此次会议前，有很多人期待G20就汇率问题有所行动，请问此次G20会议是如何讨论汇率问题的？公报里面说就汇率问题密切讨论沟通指的是什么？
答：汇率问题确实是此次G20上海会议的讨论重点之一，最终的讨论结果体现为G20公报中关于汇率的语言，即“我们重申，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我们重申此前的汇率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作为汇率政策目标”。话虽然不算多，但突出强调了“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作为汇率政策目标”，还有了一个重要的新提法，即“我们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
此次突出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的承诺，在当前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句话对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既是对G20成员自身的一个行为约束，也对非G20成员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于消除对爆发“货币战争”的担忧。
“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是G20以前没有用过的语言。G20本身就是一个全球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平台，一直也都在对汇率问题进行讨论沟通。但这次明确指出外汇市场，体现了G20对近期汇率波动的高度重视，并突出了G20成员间相互通气的重要性。G20成员将开展讨论以及非正式地相互通报政策考量，就各自市场形势发展情况交换信息，相互通报各自的政策意图，就全球经济前景交换看法，避免使其他国家感到意外。同时，考虑到国际基金组织（IMF）担负着监测国际货币体系并提供政策建议的职能，G20成员也将通过IMF开展讨论沟通。
在此次G20会议召开前，媒体对所谓“新广场协议”的报道较多。事实上，G20从来没有过出台类似协议的计划。这样的计划也不现实，因为与签署广场协议时不同，当前各方对汇率走势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广场协议时代也有很大差距，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G20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沟通讨论，其实是一种更加灵活的协调方式，对于消除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将发挥积极作用。
问：此次G20会议是否专门讨论了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
答：周小川行长在春节后接受专访和在此次G20上海会议前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问题进行了全面、清晰的阐述。此次会上，各方普遍对周小川行长的表态予以赞赏，认为其澄清了许多重要问题，实现了有效沟通，因此会议本身并未对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进行太多讨论。
当然，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仍是各方关心的问题。这里我仅想在周小川行长最近表态的基础上，再说几个观点。
首先，尽管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有所提高，出现了一些波动，但其波动幅度相比其他货币仍然要低得多，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货币，更要远低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因为各国对本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的计算方法都不一样，这里就以兑美元汇率为例。201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年波动率为2.98%，而欧元、日元和英镑兑美元汇率年波动率分别为12.06%、8.19%和8.60%；巴西雷亚尔、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南非兰特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兑美元汇率的年波动率分别为19.82%、25.62%、4.81%、15.59%和11.93%。所以，不应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产生过度反应。
其次，在过去很多年我们都希望藏汇于民，这不仅可以减少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问题，也可以使我国的外汇资产被更有效地管理，风险也可以更分散。近期外汇储备的下降有很大比例是外汇资金从官方向企业和个人的转移，是中国企业和居民增加了外汇资产和减少了外汇负债，结果就是藏汇于民，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况。
第三，有人看到中国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外汇储备下降较多，便推算外汇储备将始终按这一速度下降，从而很快降至一个较低水平。这种推算不一定合理。一方面，前面已经说了，中国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增持外汇资产和减少外汇负债，这个过程是有限度的，资本外流的速度会逐渐降下来；另一方面，中国每年仍有很高的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进项，资本流入速度仍然较快。
第四，人民币汇率也受到了一些短期投机力量的影响。我们对人民币的基本面有充分信心，相信人民币汇率会由更多地受短期预期影响向基本面回归。在这方面，我们有的是耐心。
问：公报中有一段关于国际金融架构的内容，能否谈一下G20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和意义？
答：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加强全球金融架构的必要性，此后G20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2011年法国担任主席国期间，专门设立了工作组，重点讨论国际金融架构议题。但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聚焦于应对危机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G20对于国际金融架构的讨论有所淡化，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也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
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更加复杂、联系更加紧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并不稳固，在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分化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也再次凸显了不断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决定重启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这个提议得到了G20成员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在国际社会上反响很大。
此次会议期间，各国对国际金融架构的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批准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的工作计划，并达成了很多重要的共识。首先，2010年改革方案在拖延五年之后于2016年1月份生效，这是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各国均对此感到鼓舞。这次会议上各国开始讨论如何继续推进下一步的改革，并对IMF于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的时间表表示支持。
其次，在当前融资环境整体收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面临资本流出挑战的情况下，各方一致同意应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及时识别风险，并总结各国的应对经验，同时也强调了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这些共识对于增强信心，稳定市场，帮助各国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这次会议再次欢迎了人民币加入SDR，会上各方同意研究更多使用SDR的问题。SDR作用的增强对于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增强其韧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主权债的有序重组对维护货币金融市场的稳定非常重要，为此，各方强调要继续推动主权债务重组进程的有序性和可预期性，并加强债务可持续性框架。这有利于推动主权债务重组机制的不断完善，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从而促进维护金融稳定和全球经济的健康增长。
问：此次公报关于金融部门改革达成的共识有何亮点？
答：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国际社会已推出了巴塞尔ＩＩＩ、提高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等诸多金融部门改革措施。我们始终认为，制定改革措施很重要，但落实改革更为关键，改革不能仅仅停留在纸面。因此，此次会议G20各国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各国应及时、全面落实相关金融部门改革措施”。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金融体系的外部环境和内在结构总是不断发生变化，一些新的风险和脆弱性会不断显现，这是很自然的。因此，G20各国也均同意需要继续密切监测影子银行、资产管理和其他市场化融资有关的风险，提出切实防范风险的有效措施。
第三个重要成果是关于宏观审慎框架和政策。危机之后，各国纷纷开始重视宏观审慎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不少G20国家的金融监管框架在危机后也进行了改革和调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在这次会议上，G20国家高度重视梳理这些经验和教训，从而为各国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框架提供有益的借鉴，对于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也将有重要意义。
问：G20公报中有一段关于普惠金融的表述，其中提到了数字普惠金融。可否介绍一下G20财金渠道讨论普惠金融的背景，以及我们在这方面的考虑？
答：中国一直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发展。近几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对普惠金融议题的关注有所淡化，今年我们借担任G20主席国的机会，重新在G20财金渠道下推出普惠金融议题。这个想法不仅得到了G20成员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还有许多非G20国家也积极响应。
我国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着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因此在G20下讨论普惠金融议题是把我们国内的发展要求与G20这个国际平台结合在一起，可以通过国际讨论促进国内发展。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这次会议的公报中提出要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和普惠金融数据收集和指标，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的两个议题。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在这些方面所积累的良好实践，也愿意与各G20成员分享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同时，我们还将在G20下继续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其他重要的普惠金融议题。
问：G20公报中有一段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内容，这在G20历史上是个新话题。能否谈谈G20推动绿色金融的背景和意义？
答：“绿色”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而且“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也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今年我们第一次把绿色金融加入了G20议程。这个倡议获得了G20成员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我们与英格兰银行着手组建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可以说是在G20的历史上留下了中国印迹。
目前全球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发展绿色金融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有助于改善全球环境，同时也能动员更多资金，进行绿色投资，有利于提升全球的经济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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