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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
2016 年 9 月 8 日
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是一些国家可能通过人为压低价格在出口市场上竞争。政治领袖和专家们有时会建议征收进口关税，以此抵消其所认为的价格优势，施压他国改变政策。这一做法的支持者通常不能认识到，虽然此类关税政策的确能使目标国受损，但也会在国内造成巨大代价。出人意料的是，即便贸易伙伴不通过实施关税来报复，这种自我施加的损害也会十分显著。
当形势变得困难时
世界贸易组织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允许一国对获得生产补贴的进口商品单方面征收反补贴税。那些不明确符合世贸组织严格的补贴定义的其他政策（包括货币贬值及相伴的宏观经济扭曲）也能产生压低出口价格的净效应，引发贸易伙伴的强烈抗议。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政治言论始终关注国家开展单边行动，对那些被认为是人为压低出口价格的贸易伙伴“采取强硬措施”。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的《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该法实施后一段时期明显出现美元走强、美国赤字攀升）以及随后美国国会的数项动议，包括去年的一项建议（该建议允许业界施压，促使对其所谓的货币操纵国征收反补贴税）。当然，这类压力并非美国独有，且其正在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即将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将予以讨论。上述方法的一个问题是，它允许业界根据客观性较差的标准展开游说，这些标准的客观程度低于可衡量的财政补贴。此外，反补贴保护可能导致贸易伙伴征收报复性关税，从而可能引发两败俱伤的贸易大战。
此类关税还存在另一重大缺陷：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与受影响进口品直接竞争的行业和工人的压力，但施加关税一般会带来紧缩性影响，减少整个经济的产出、投资和就业。
即便贸易伙伴不开展报复，这些负面影响也会出现；倘若贸易伙伴实施报复，结果会变得更糟。
这一预测也许看起来出人意料：毕竟，关税使需求转向国内生产的产品并提高了竞争性进口品的价格，难道这不能同时提高产出和就业，并带来合意的通胀上行压力么？答案是否定的，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便给出了这一答案（碰巧的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基金组织研究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得出了这一结论）。蒙代尔认识到，关税之所以带来这种总体的负效应，关键原因在于：关税承诺改善进口国的潜在国际收支头寸，这会造成外汇市场上本币升值，从而可能减少 GDP 和就业（在这种情况下，最终会使贸易逆差恶化）。当本国央行的政策利率达到或接近零时（蒙代尔没有考虑这一情况），上述效应会更加严峻。这种情况下，央行在使用货币政策来抵消关税的紧缩效应方面将受到更多限制。
两张图展示关税的效果
基金组织的全球综合货币与财政模型阐释了这一观点，该模型比蒙代尔框架更为复杂，且具有覆盖多个区域、包含政策动态效果的优势。为显示潜在的影响，我们在下图中选择了一个情景设定，展示了美国对东亚新兴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 20%关税之后美国四个变量的反应。实验假设美联储的政策利率为零，而东亚新兴国家政策利率并非为零（这一假设并未改变结果的性质，但比起美联储下调利率来缓解冲击的情况而言，这一做法确实使 GDP遭受的负面影响更加剧烈）。
下文图 1 展示了两种情景，一是东亚新兴国家不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图中绿线），另一情景反之（红线）。两种情景中，实际 GDP 均有所下降，且正如蒙代尔预测，美元出现升值。不出意料，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产出（未展示）也有所下降。在实施报复的情景下，美元升值幅度较小，但美国 GDP 下降幅度大大增加。此外（未展示），实际投资也会下降，原因是美国经济活动放缓，且用于制造投资品的东亚进口中间品价格上升。
GDP 下降背后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出口初始时的降幅实际上高于进口（见图 2）。对东亚增加关税，使进口者转向其他国家购买商品，而美元升值使全部其他进口品变得更便宜，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转变。同时，美元升值也对美国的全部出口造成影响。因此，选择性征收关税的主要效果是对大多数进口实施补贴，对全部出口征税。这损害了贸易差额、产出和就业。此外，与其他许多国家类似，美国在出口部门失去的工作的工资往往相对较高。
谁会从关税中受益？由于美国是一个大国，关税（若不引发报复）会提高美国出口相对于进口的价格，使实际消费上升。但这些消费者的获益分散，获益可能很少，且必须与就业损失进行权衡。直接与东亚新兴国家竞争的国内市场生产商也很可能获益，但其他所有与进口商品开展竞争的行业和出口商都会受损。当存在报复时，情况会变得更糟，因为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方均会受损。
三思而后行
以人为制造出口优势为目的的经济政策是国际磋商及国家之间施压的正当理由。在某些情况下，单边报复行为也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认可。但鼓动通过惩罚性关税对贸易伙伴“采取强硬措施”的人们应该三思。其可能使人感到很满意；也可能支持特定的行业；威胁甚至能使贸易伙伴恐慌进而改变政策；但这种关税政策一旦最终实施，将使国内经济受到更广泛的损害。
莫里斯·奥伯斯费尔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此前，他曾就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是伯克利分校 1958 届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该校经济系主任（1998-2001 年）。1991 年在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之前，他曾正式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79-1986 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86-1989 年），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9-1990年）。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73 年获学士学位）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75 年获硕士学位），并于 1979 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8 月，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成为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此之前曾担任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顾问（2002-2014 年）。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艺术和科学院成员。奥伯斯费尔德博士获得的荣誉包括蒂尔堡大学特亚林·科普曼斯资产奖、Rajk Laszlo 高等研究学院（布达佩斯）约翰·冯·诺伊曼奖和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他曾发表许多著名演说，包括美国经济协会的年度理查·伊利演讲、印度储备银行的 L.K.Jha 纪念演讲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弗兰克·格雷厄姆纪念演讲。他还曾在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会工作，并担任该协会副主席。此外他还在基金组织和全球多家中央银行从事咨询和教学工作。
奥伯斯费尔德博士是两本主要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联合作者—《国际经济学》（第 10 版，2014 年与 Paul Krugman 和 Marc Melitz 合著）和《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1996 年与Kenneth Rogoff 合著）。他还著有 100 多篇关于汇率、国际金融危机、全球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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